在哈金的小說《瘋狂》裏，有一個多次出現的鏡頭：一個小男孩被蠍子螫了，在山邊時而尖叫，時而發顫地哭喊。與此同時，小說的主人公萬堅正在爲國家的危機、自己的個人前途深感痛苦。而不動聲色的作家——哈金本人，也像那個長久哭叫的鄉下孩子，想要向人傾吐自己傷痛，他說：「我知道它不會是一本受歡迎的書，但我有寫這麽一本書的需要。」在愛爾蘭海的輪船上，我把哈金的這本《瘋狂》看完了。望著蔚藍的海面，我也如被蠍子螫疼一般，作家平實細膩的敍述，直抵人心最深最軟弱之處。我終於明白了作家的內心「需要」——他需要借小說這種形式，講述一個有關個人和民族的瘋狂的故事。

　　小說的第三十四章是集中寫六四慘案的一章，主人公萬堅在北京醫院看到汽車庫裏堆積死者屍體，如同「宰好的豬」，他跌跌撞撞離開北京，碰到兩個哭泣的學生，其中一個女生說：「我要寫一部小說，把這些法西斯分子全寫進去。」另一個男生說：「對，我們一定要把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文字是否能對抗這畜生般的暴力？主人公萬堅不敢肯定。但是，哈金，這個因六四事件而決定留在美國的中國作家，懷著「憂憤不平」，經過十幾年的思考、觀察與磨礪，終於實現了書中那個女生的承諾。他拿出這本份量不同一般的小說，以文學面對現實。按照哈金自己的話說，是「將歷史的罪惡在文學裏存錄下來」。

【節錄自大紀元2004年10月2日訊，文末附註轉自2004年10月《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相關專題: 書香世界 / 茉莉】

　　看哈金的文字、聽哈金講故事，很快就會掉進他營造出來的時空氛圍。《瘋狂》這本書，一開始就安排一個教授精神失常，瘋言瘋語中卻藏著許多珍貴觀點，我們會像主角萬堅一樣，時而惶惑、時而覺醒、時而驚嚇。「瘋狂」的主題因此由實而虛的緊扣住，最後一記「六四天安門事件」，總結民族瘋狂全貌。此書聯結這三條主要情節，交織著人際關係、充滿矛盾衝突，讓讀者讀得頭痛、心更痛。

　　楊教授這個瘋子形象的塑造，是當年哈金在山東念書時，被學校派去照料一位中風、滿嘴胡言亂語的教授，才因此獲得創作靈感。哈金在書裏寫道：「楊先生的腦袋就像砸破的保險箱——藏在裏面的財寶撒得到處都是。」這些財寶，就是楊教授終生隱藏的生活和感情的真實，也是震蕩讀者心靈的源頭。書中描繪這個受到集體包圍而發狂的過程，會讓人思考知識份子的現實處境，以及不合理的社會本質。

　　故事發生時間是１９８９年的春夏之間，地點在中國北方省立大學——山寧師範學院，主要人物是文學系研究生萬堅和他突然中風住院的導師楊教授。在冷清又骯髒的病房，老教授會摹仿女性唱文革歌曲「紅太陽」、會想像自己是高呼著「共產黨萬歲」後被押去刑場的革命烈士、會辱駡曾經不忠的太太、會用肉麻話向情人吐真情、還會背誦古今中外的詩歌……。其實，在《瘋狂》一開頭，哈金就設下一個懸疑：「剛神經錯亂的楊教授，用粗礪、尖利的聲音喊道：『宰了他們！宰了這些雜種！』」最後，楊教授在和彭書記吵架，從床上摔下來，造成嚴重腦震蕩腦出血，臨死前他還掙扎著對萬堅說：「記住，替我報仇，還有……別忘了他們。殺、殺死他們，一個也不留！」這些瘋話裏面真情流露，也藏著很多謎題，讓讀者想抽絲剝繭探究楊教授精神錯亂的原因，充滿偵探小說般的吸引力。也正如萬堅所想：「沒有一件事情能單獨引發楊教授的精神崩潰，而是一種合力把他擊垮。」這一切狠毒的陰謀算計，令性格憨厚的萬堅終於明白楊先生想要殺死的是哪些人，也發現他們是怎樣以革命的名義，做盡各種謀取私利、滿足私欲的勾當，讓讀者經歷一場又一場驚心動魄的震蕩。

　　書中第七章，有一段讓師生關係變得更親暱的對話：「『你能丟掉詩歌研究嗎？也許你能，是我看錯你了。』『我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老實說，我不喜歡做生意。我愛詩歌，你知道，但現在大家都想賺大錢。』『嗯，但你不是大家。』他放慢腳步，指了指一個拉著地板車的男人，那男人三十多歲，車裡裝滿煤渣和垃圾。『瞧那傢伙。』他說。那男人赤著上身，汗流浹背。『無論他賺多少錢，我打賭他今晚要睡在街上。哪怕有一天他賺幾萬塊，他也不會變成一個真正的有錢人。他不會想到要去住旅館或坐飛機去上海。他生來就是窮人，並將永遠做窮人。』『你這話怎麼說？』我囁嚅道，對他如此鄙視垃圾工感到不安。『如果你決心要研究文學，你在精神上就必須是個貴族。我們很多人一生都受窮，但我們心靈豐富，滿足於做一個唐吉軻德。』」楊教授在還沒瘋狂前，服膺「精神上的貴族」，這是多少知識分子在遇到時代大災難時，惟一支撐著自己的力量，但是，它真的可以恆久的穩固嗎？在政治面之前、在經濟面之前、在AI科技來臨之前？

文學自有一種淨化作用、是現實生活的另一面、是最能直接面對人類心靈的，它應該跟柴米油鹽醬醋茶有一樣的份量。但是在挾帶資本主義強大力道的此刻，在AI即將愈來愈能主控一切的二十一世紀，「精神上的貴族」是否顯得有點可悲、也有點可笑？所以《瘋狂》用嚴肅正經的態度，讓我們目睹、沉思所有的狂顛，清醒著我們的腦袋、震蕩著我們的心靈。

　　書中第十六章，楊教授和宋教授的對話也令人深思良久。「 宋教授警覺地望著他說：『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要這樣瞧不起自己呢？我們都是知識分子，對吧？』『不，我們不是。中國哪有知識份子？笑話，誰受過大學教育，就叫做知識份子。事實是，人文學科的所有人都是小職員，理工科裡的所有人都是技術員。告訴我，誰才是真正獨立的知識份子，那種又有獨創性思想又講真話的人？我一個也沒見過。我們都是國家的啞巴勞工，是退化的人種。』『那你不是學者啦？』『我說過了，我只是個小職員，是革命機器的螺絲釘。你也是，彼此彼此。我們是同類，命運也相似，都墮入野蠻和怯懦。現在這顆螺絲釘磨壞了，必須換掉，所以把我當成損失，註銷好啦。』」楊教授在神志不清時所說的話，比任何時候都一針見血。楊教授在此對小職員、技術員、啞巴勞工、知識份子的所有定義，都令人耳目一新，我們忍不住會邊讀邊讚嘆、邊認同、邊思考：問題到底是從哪裡出來的？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錯？也忍不住會產生教師的慣性思維：新課綱的教學方向，是否有機會讓新一代的年輕人不再墮入野蠻和怯懦？能有獨創性思想又敢講真話？讀著《瘋狂》，雖然政治體制不同，但所有影射的問題依然能成立：如何活出身而為人的尊嚴和獨特的價值！如何活得既文明又勇敢！

　　這部小說中的瘋狂，有病房內個人幽閉的瘋狂、有病房外社會流通的瘋狂，而在醫院外學生運動已熱烈展開，也即將瘋狂。在一九八九年離開中國的哈金，並沒有親身經歷過天安門事件，此書是他經過十四年、三十次的修改才完成。哈金採取一種認真負責的寫作態度，他說：「我們不能在死者的屍體旁指手劃腳！」因此他讓萬堅在北京迷路，和同伴失散，用萬堅的眼睛，讓讀者看見北京人民阻止軍隊進城的場景。中共當局發瘋一般的鎮壓，在哈金筆下觸目驚心。書中無政治意願的萬堅在天安門前自白說：「隨著事件的兇暴性逐漸顯露出來，我們當中許多人逐漸變得沈默。我感到孤獨和悲哀。我來到這裏不是爲了參加民主鬥爭，但我現在卻捲入一場對我毫無意義的悲劇。我當初就不該來到這裏。這時我想起了那個被我撇下的受傷的女人，她大概已經死了。爲什麽我不把她拖到更安全的地方？——想到這裏，我又淚如泉湧，忍不住痛哭起來。」作家以此描繪血腥的真實，含蓄而內斂。

　　小說就像一首悲憫的詠歎調，萬堅不時歎息：「我的心在顫抖，充滿了憐憫、沮喪和厭惡。」此書最後一幕是萬堅劃了一根火柴燒掉學生證，然後去理髮店剪掉長髮，從此改名換姓。這個結尾象徵「知識份子的覺醒」，象徵萬堅「要掌握自己的靈魂，過另一種積極、有意義的生活」。不曾高談愛和同情的哈金，不露聲色地用他關愛的目光撫慰人心，使他的作品具有某種聖潔性。他在現實中發現了黑暗與絕望，但他鼓勵人們去追求明亮而遼闊的精神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