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新法與天意論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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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國儒教史》第七章《北宋儒教》　　　李申

　　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以翰林學士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一職，主持變法。就在這一月，宰相富弼上書論天人之際。《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六載此事的前因後果道：

　　富弼因足疾未能入見。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

　　這個“有為帝言”者，實際上是指王安石。富弼的《論災異而非時數奏》，首先列舉了當時發生的天文變異和地震狀況，說這是大可懼怕的事。他說孔子作《春秋》，不記祥瑞而記災異，就是為了讓君主恐懼修德，以應天地之變，並沒有將災異歸於時數。而董仲舒的對策，說災異是由於朝政所致，是完全正確的。若帝王為政和，百姓喜悅，天地就會以和氣應之，從而陰陽氣順，百害不生。若為政不和，陰陽不順，就會有各種災害。他勸告宋神宗切不可把災異歸於時數而不恐懼，否則就將會有董仲舒說的“傷敗乃至”的大禍發生。富弼的上書表明，變法一開始，關於變法是否合乎天意，王安石對待天命、天意的態度問題，就產生了嚴重的矛盾。

　　第二年、即熙寧三年，宋神宗正式提出了王安石對天意的態度問題。《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載：

　帝謂王安石曰：陳薦言，外人雲，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

把外界的傳言作為制科考試的策問題目，要應試者對此一問題作出答覆，事實上是讓應試者表明自己的宗教-政治態度，這就不僅是一般的傳言，而是已經成為嚴重的宗教－政治問題。王安石懇切而明確地向宋神宗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懼天變也；陛下採納人言，事無大小，唯是之從，豈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當于義理，何恤乎人言！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屢變也？今議者以為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矣。

外界傳言說是“朝廷以為”，這就不是專指王安石，而是也包括神宗在內，並且首先是指神宗。所以王安石首先說明神宗是畏天變的，這實際中也是為自己辯白。這一條，是三條指責中最嚴重的一條。王安石對於第二條可以有條件地承認，對於第三條則可以毫無顧忌的承認，但對於第一條，則決不能有半點承認。否則他就將成為名教罪人，他的一切言論就都會被認為是異端邪說，他的一切變改措施都將付諸東流。

　　實際上，王安石也不是不畏天變。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易傳》說：“天垂象，見吉凶”。作為一個儒者，不畏天變，也就是不畏天命，那就是一個小人，就不配做一個儒者。王安石也不是這樣的人。在前述王安石的《周官新義》中，他就明白表示，天的吉凶之變，是人所感召。若遇這種情況，人就應修政，來回答天變。這是傳統的因天變修德、修刑思想。在《洪範傳》中，王安石明確表示反對兩種對待天變的極端傾向：

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

　　今或以為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為災異自天事耳，何予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葸；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為己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

　　說某個天變，就是為某人、某事而生，這是漢代儒者的普遍意見，也為後代的不少儒者所堅持。但是就在漢代，出現了某種天變，究竟是為哪件事？當時就爭論不休。《漢書．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劉歆，對同一天變有三種不同的解釋。西漢末年，穀永和其它儒者，對天變的解釋也大相逕庭。漢代因天變要策免三公，魏文帝曹丕廢除了這種作法，說天變首先是君主自己的責任，這也是對天變的不同解釋。越到後來，天變不必定是為某事而發，已經日益成為儒者們的普遍意識。歐陽修《新五代史．司天考》，不再記錄某種天變所對應的人事，就是“天變不必定為某事而發”思想的典型表現。王安石反對“蔽而葸”者，不過是當時大家都具有的意識。反對者也未必就認為天變一定是為某事而發。他們之所以製造這樣的傳言，不過是對王安石的蓄意詆毀罷了。正如司馬光所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三不足”說，特別是其中“天變不足懼”，就是這種毀之太過的表現之一。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宗教氣氛的濃重。

《宋史．王安石》傳載：

三年十二月，（王安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

這條記載，就明確是在指責王安石不懼天變，一意孤行，而神宗還是懼天變的。這是史書、也是王安石當時或稍後的儒者們對王的指責。

熙寧五年，有人開始直接指責新法違背天意。《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九載：

辛醜，司天監靈台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帝以瑛狀付中書，安石遂謁告，詔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

　　這條材料也見於《宋史》王安石本傳，只是稍為簡略。

同年三月，市易法頒佈。不久又頒佈保馬法、方田均稅等項法令，這次召來了更大的反對。尤瑛只是一個普通的天文學家，一個下級官員，這次是元老重臣文彥博借天變言事，並導致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九載：

市易司既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為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於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

在文彥博看來，華山的崩塌，就是因為這些所謂興利之法的頒佈，天對人發出的警告。王安石對天變作出了不同的解釋：

　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併爾，于官何利焉？（《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九）

　　這次爭論的結果，是文彥博辭去朝廷的職務，放了外任。

　　熙寧七年春天，久旱不雨。宋神宗損膳，企圖減災。翰林學士韓維認為這樣不足以減災，勸神宗痛下罪己詔書。其詔書說道：

朕涉道日淺，暗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幹陰陽之和。（《續資治通鑒》卷七十）

詔書要求臣下直言朝政缺失，這是因天旱對朝政所做的公開檢討。而所謂朝政，主要是頒佈的新法。宋神宗長籲短歎，憂形於色，準備廢除新法，來回應上天的懲戒。王安石勸慰神宗說，水旱災害，是經常發生的事情，即使堯和湯這樣的聖人統治時期，也無法避免。只要努力搞好人事，就是對天意的回應。但宋神宗說，我所害怕的，正是人事沒有搞好啊！現在對新法的怨恨太多。從皇親到近臣，沒有不怨恨新法的。（見：《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宋史．王安石傳》）在上天的警告面前，宋神宗準備退縮了。

　　旱災造成了嚴重的饑荒。光州司法參軍鄭俠把農民背井離鄉的悲慘情景畫成圖，送給了皇帝。要求廢除新法，以“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百姓垂死之命”。並且斷言：“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宋史．王安石傳》記載此事說，鄭俠上書說：“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鄭俠的上書，充滿了一個儒者對百姓苦難的深切同情，也表現了一個儒者對天命、上帝的充分信任。他只有一個錯誤，那就是把旱災歸咎於新法違背了天意。

　　宋神宗接到鄭俠的上書，寢不能寐。於是下令廢除新法。《續資治通鑒》卷七十記載：

（鄭俠）書奏，帝反復觀圖，長籲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翼日，癸酉，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長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歡叫相賀。是日，果雨。

《宋史》王安石本傳沒有這段記載，只說鄭俠因此被發配嶺南。《續資治通鑒》說是宋神宗在下達這樣的命令以後，天下了雨，臣子們入朝慶賀，神宗把鄭俠的圖給大家看。但呂惠卿等人堅持新法是正確的，並把鄭俠交禦史治罪。其結果，是只廢除了方田法。

　　三天以後，宋神宗恢復了正常膳食。而司馬光在禦史台看到神宗的罪己詔書，感激涕零，他認為自己不能沉默，也向神宗上了奏摺。其中說道，政治的缺失，重要的有六條。一是青苗錢，二是免役法，三是市易法，四是對外用兵，五是保甲法用殺人兇器訓練農民，六是任用壞人興修水利，勞民傷財。其奏摺最後說：

但一下手詔，自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續資治通鑒》卷七十）

　　也就是說，只有廢除新法，才能解除上帝的憤怒；而只要廢除新法，上帝的憤怒就必然解除。據《續資治通鑒》所載，宋神宗對司馬光的建議，“皆不聽”。（同上）

在這個過程中，皇太后、太皇太后也出面干涉了，她們認為，王安石擾亂天下。上帝的警告，人間的怨恨，都在這次旱災中集中起來，王安石終於感到難以支撐，於是上表要求辭職。經過再三、再四的請求，宋神宗批准了。就在司馬光上書十天以後，王安石被解除了職務。《宋史》王安石本傳的史臣評論說，王在執政五年之後，“以旱引去”。而旱災乃被認為是上帝的警告。人言可以不恤，上帝的警告就不能不懼。在上帝的警告之下，宋神宗退縮了，王安石也退縮了。上帝的警告，是導致新法失敗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不過這次王安石被解職，新法還沒有被廢除。它只是後來廢除新法的前奏。將近一年之後，王安石被重新啟用。據《續資治通鑒》所說，其原因是王安石被解職後，原來積極追隨王安石的呂惠卿背叛，對王極盡誣陷之能事。韓絳與呂多有爭論，自覺力量不足，遂建議神宗重新啟用王安石。而王安石此次也不推讓，倍道兼程，走馬上任。然而新法是否合乎天意的根本問題並沒有解決，這就註定了王安石這一次也難有什麼作為。

　　就在王被重新啟用這年即熙寧八年十月，天上出現了彗星。皇帝依慣例避殿減膳，下詔求言。這次王安石和神宗發生了直接衝突。《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一載：

　　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一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傅會，不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驗，複請以寶玉禳之，公孫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誕，況今星工乎？所傳占書，又當世所禁。謄寫訛繆，尤不可知。陛下聖德至善，非特賢于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複為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

　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

　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猶怨諮，此無庸恤。

　帝曰：豈若並祈寒暑雨之怨亦無邪。

　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

　　這次天變，是神宗直接向王安石發難了。王安石之所以能堅決實行變法，全靠神宗的支持。神宗現在態度如此，新法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王安石稱病，是由於感到新法無望了。而神宗這次直接發難，乃是由於天變。上帝的警告，不能再不重視了。

臣子們也紛紛上書言事，認為只有罷免王安石，廢除新法，才可以報答天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上書道：

　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求諸道，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幹陰陽而致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妄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變也。（《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一）

　　神宗讀了王安禮的奏章，非常感動，進一步認識到，自己是受了近臣的蒙蔽。

　　十二天后，彗星消失。消失後十天，張方平繼續上書道：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天地之變，人心實為之。故和氣不應，災異薦作。顧其事必有未協於民者矣。法既未協，事須必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一）

　　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又稱病不出了。一年以後，王安石第二次被解除了宰相的職務。《續資治通鑒》評論此事說：

安石之再相也，多稱疾求去。及子雩死，力請解機務。帝亦厭安石所為，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卷七十一）

　　安石多次稱疾求去，是對新法的推行絕望了。神宗厭安石所為，是由於一次又一次的天變使他認定新法是錯的，是不合天意的。不過神宗在世時，新法還沒有完全廢除，因為那畢竟是他自己的作為。數年以後，宋神宗死，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也就是宋仁宗的妻子垂廉聽政。兩個月後，重新啟用司馬光。司馬光的第一條建議，就是完全、徹底地廢除新法，並用不顧其他儒臣要求區別對待、區分緩急的建議，一意孤行，不分是非，迅速地廢除了所有新法。對於擁護新法的官員，不分是非，一律罷免。八年後，太皇太后死，哲宗親政，又啟用王安石的擁護者，並且也像司馬光對待新法和王安石的擁護者一樣，恢復新法，並且驅逐所有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官員。這時候，北宋的朝政已不是是否實行變法的問題，而完全演變為不同官僚集團爭權奪利的鬥爭。北宋政權就在這樣的爭鬥中迅速衰落、以至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