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臺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出版的《跨國灰姑娘》一書中提到，手機創造了一個虛擬世界世界，讓移工建立網絡、聯繫家庭，或追求愛情。當時的手機只能通話和視訊，而自二〇一六年臉書開啟直播功能，從那時開始，我常常看到熟識的印尼朋友，他們直播日常、休假生活，還有每一個我不理解的時刻。

　　在臺看護工不受勞基法保障，勞動部二〇一九年統計，近九成外籍看護工無法固定休假，五成僅有「部分放假」，而且有三成四的看護工不曾放假。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移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用手機直播，因而成為人際溝通、自我抒發的出口。

　　有趣的是，根據二〇一九年勞動部的統計，臺灣雇主對移工感到困擾的原因，第一名為「語言溝通困難」，第二名就是「愛滑手機、聊天」，占比四十九％。

　　二〇二〇年一月四日，妮妮照顧的阿公過世。

　　阿公過世隔天是週日，本來是移工和好友們在臺北車站開心相聚的日子。那一天深夜十一點半，妮妮一個人在空蕩的臺北車站月臺直播，月臺沒什麼人，直播畫面裡時而駛過幾班區間火車，時而是妮妮失神的臉龐。妮妮對著鏡頭、空氣、火車講話，獨自講了二十幾分鐘，她的話語混雜著印尼文和爪哇語。以我僅有的印尼語彙，她直播裡說的，不再是自己很好而是「現在，只有我一個人。」「Aku sendiri.（我一個人。）」

　　此刻的妮妮說著母語。我終於懂了。

　　說母語是世界上最療癒的事情。

　　面對移工的直播行為，我們常常想到的是他們暴露被照顧者隱私，或洩露工廠機密，還有人因為直播而被遣返回國。但其實移工的直播，是為了連結，在直播裡舒服地說自己的語言，表現快樂、展現自由，和同鄉朋友在網路上互助支持。移工是孤鳥，直播可以讓他們脫離現實，在網路的世界裡回巢，透氣呼吸。

　　直播不一定代表自己真的過得很好，但是當移工直播的時候，他可以說話，表達自己。那一刻才終於不是一枚勞動力，而是個完整的人。（改寫自汪婉琪〈移工怎麼都在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