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功過在台灣是爭議議題,但在西方世界,主流評價一向是負面的。如今陶涵出版《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終於出現佳評不少的翻案力作。這本書根據剛公布的蔣日記撰寫,加上作者傑出的說故事本事,使他在敘述時有了前人所沒有的優勢,而當前的大環境更有利於他從事翻案。
當代最顯赫的大局無非美國的滑落和中國的崛起,於是北京共識喧囂地取代了華盛頓共識,平行的小局則是中國開始向台灣呼喚「一笑泯恩仇」。兩局交錯下,崛起的中國對蔣,甚至對陳儀的評價,開始出現劇烈的轉變。
陶涵說本來他「和許多中國事務專家的看法一樣…(認為蔣)是殘暴的獨裁者…失敗的軍事領袖…沒有真正的原則或理想。」但在看過蔣56年的原始日記後大為改觀,於是書寫翻案。
這部洋洋巨著的壓卷結語,對中國崛起的評價別開生面:「中國在緊密控制下緩慢擴張…現代化成就…鬥爭已經落幕…推動現代中國在21世紀前
進的,是蔣介石的主張,不是毛澤東的觀點。」書名中「中國的奮鬥」幾個字,揭示了本書將從濃蔚的中華民族主義出發,而結論是蔣比起毛更是這民族偉大的領 袖。
蔣的民族意識強烈自不必懷疑,但為了使故事動人,陶涵在書中加入許多有趣的情節──說故事的本領是史家的好品德,這裡他更加耽溺在這自家本事中。
首先,陶涵以民族主義的互信基礎,編織了蔣和周恩來長期深厚的信賴關係,當國際上,甚至國民黨一些傑出的開明外交官努力促成台灣獨立時,都被兩人有效地聯手擋住了。情節曲折,卻不免過度傳奇。
其次,為了純化蔣的民族主義,過去一些外交官回憶錄曾提及,退出聯合國前夕蔣曾動搖願意接受雙重承認的事,書中不只隻字不提,更大膽地下了「即使美國雙重承認案通過,大會很可能也會在一年內把台北逐出會」的斷語。
此外,書中提到蔣重用岡村寧次替他規劃防務、改造軍隊,卻對抗戰時蔣和岡村聯手對付共軍,以致於中國軍法庭判甲級戰犯日本侵華總司令岡村無罪的重大懸案不予交代。
陶涵雖然批評了蔣在228及白色恐怖的鎮壓,但他也早就先為蔣下令黃河決堤淹死80餘萬人的責任開脫,暗示這是抗日民族主義必要的策略。前後呼應下,他對蔣鎮壓的批評空洞化了。
書中最後一段「鬥爭已經落幕」一句,說明陶涵觀看兩岸的出發點是上層的國共之爭,而非底層的人民觀點,更可見他對兩岸的現狀視而不見:支持台獨者已成民意多數,正因和中國反獨促統對峙而浮現了新的一番鬥爭。
撇開這些,本書確如陶涵所說大有可觀。翻案力道雖猛,卻應站得住腳。例如,蔣不是粗魯武夫,反而對局勢常具洞察力,是多數蛋頭、政客所不及,甚至稱他為思想家、謀略家都沒不妥等等。
雖然關於蔣對莽夫史迪威和常不友善的馬歇爾束手無策,書中不知為何交代得十分矛盾,但外交官出身的陶涵,對蔣早期聯蘇和來台後在強權中周旋的傑出作法,描繪得非常傳神。
只是,弱小民族的奮鬥,除了外交,經濟也是核心工程,這部分全書著墨薄弱,像完全認同國民黨官方說法:台灣奇蹟全是蔣父子在台終於擺脫軍
閥和腐敗官僚及共黨的不利因素,終能發揮天生的治國才能所致,而無關冷戰格局、台灣戰後當年教育水準、基礎建設及貿易額就和整個中國一樣大等等客觀條件。 陶涵並據此輕鬆地為毛蔣定出高下。
陶涵的書寫策略相當聰明:用力刻劃蔣私德上種種極度的不堪,在公德上則強烈肯定。私德上的凡夫俗子成就偉大功業,無論如何在當代世俗社會,已被證明是大眾文化商品保證票房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