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資料查詢 - 閱讀專區
【林欣誼／專訪】 「我現在寫作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知道為什麼而寫，好像一個人走在路上，不知道要往哪裡去，但雙腳卻不能停下來。」大陸小說家閻連科絲毫不被名氣的光環限
制，開口便劈頭道出他目前寫作所面臨的困惑。他說，所謂「為理想而寫」這話其實很酸，這話不過是自己為寫作找個理由。
「不寫，我能幹嘛？我已經五十多歲，總不能每天在家坐著發呆。如果非要說個理由，我想只是為了在廣大的十三億中國人民中，找到我在哪裡，否則我將丟失了自己。」
曾為名利 現在不知為何而寫
閻連科氣質樸實親切，五○年代出身農村的他，回溯成長年代所面對的，就是革命與飢餓。「我最大的渴望就是進城去領一份工資，當兵和寫作，都是為了逃離下層貧困生活。」
他說，當時一個北大荒知青張抗抗因寫了一部《分界線》受到拔擢，從農村調到哈爾濱，這個例子激勵他開始埋頭寫作。廿歲入伍後，他一路從寫黑板報當上通訊報導員。三年後他寫了一部話劇獲得北京文學獎，從此他的命運戲劇化地改變了。
病中讀書 追求文學與世界觀
他滔滔說起當年，原本軍隊新法令頒布後，他因超齡必須退伍。「就在我拎了包袱、剛踏上回家的火車，團長便遠遠追過來通報我得獎了，可以破
例留下且獲得提幹。」提了幹、討到城裡的老婆，他從鄉村翻身的夢實現了。從此他發狂似不停地寫，一天幾乎可寫上一萬字。直到一九九一年，頸椎、腰部因長期 寫作而受傷，不得不癱到床上，「這一病，也讓我清醒過來。」
他坦言，之前，寫作是為了成名、成家的名利心，作品也多是歌頌軍隊英雄主義。病中靜下來讀了很多書，才真正有了對文學的追求與世界觀。但
直到今天，當寫作不再是為了從苦地裡翻身，也不是為了讀者為了錢，他懷疑起寫作的意義和動力。他並直剖大陸當代小說家面對的兩大沉重包袱：「我們難以擺脫 意識型態的影響，也脫不開廿世紀文學的寫作經驗。」
他認為，這一代大陸作家經歷時代巨變，寫作資料之豐富前所未有，但表達的方式卻太少。因此他深刻思索：「有沒有可能拋開廿世紀的西方小說路數，開創一種完全屬於東方、大陸獨有的寫作方式？」
大陸當代小說家 有兩大包袱
從鄉村到大城，從成家到成名，閻連科在十三億的人口洪流中一路往上掙破了頭。但現在他衝進了一個為何而寫的疑團中，於是他再度放手一搏，
這一次，是為了在寫作路上死裡求生。為了衝破困局，閻連科決定給自己一次「胡寫」的經驗，不為了發表、不為了讀者，完全隨心所欲，希望從語言、敘事、結構 到想像力都突破既有框架。
「儘管可能寫出一部最差的作品，被讀者唾棄、被評論罵得狗血淋頭，但我一定要冒這個風險，給自己這麼一次機會，我才可能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
他透露，這部「胡說八道」的小說已進行約半年，預計六、七月完成。他至今依然維持每天早晨寫作兩小時的習慣，「若有停頓，都是因為頸椎舊傷讓我無法繼續。」
閻連科原任職於解放軍二炮創作室，然而他的寫作卻屢犯禁忌。他一九九四年描寫兩名軍隊人物掙扎與墮落的《夏日落》遭禁，廣受國際矚目。接下來他在《為人民服務》中，描寫公務班長在毛澤東石膏像前與人通姦，再度遭禁，二○○五年閻連科終於離開軍隊。
閻連科一九五八年出生於河南嵩縣，一九七八年入伍，直到二○○五年退出軍界，現為人民大學教授。在卅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多產的他出版了
《為人民服務》《受活》、《丁莊夢》、《夏日落》、《風雅頌》等廿多部小說，題材從鄉村、軍隊到大學校園，他關注人的生存、疑惑與死亡。
閻連科的作品不但關注軍隊生活的真相，也十分關注農民。近日在台出版的《日光流年》是十二年前舊作，小說從小村村民司馬藍的死亡寫起，回溯到村中其他世代抗病的努力。不過所有人似乎都逃不過死亡宿命，彷彿以一場荒謬而無可脫逃的預知死亡紀事，展現一場中國式的苦難。
近作《風雅頌》則被他稱為個人的「精神性自傳」，反映了他面對寫作陷入困頓的心情。然而因書中刻畫一群學院內知識份子通姦、鬥爭等醜聞，引發爭議和批評，甚至認為他影射北京大學，「將知識份子形象妖魔化」。
對他來說，在大陸寫作不可能擁有全然的自由，「不論嘴上講自己寫作多自由的人，都不可能逃過環境與本能的約束，尤其是已經內化了的自我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