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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201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的野夫，以其處女作《江上的母親》，受到肯定，不僅是第一位獲獎的大陸作家，也獲得中華民國副總統蕭萬長親自頒獎肯定。首次來台的野夫表示感謝，肯定台灣社會沒有世媚的眼光，才能讓他這個在兩岸都名不見經傳的人可以得獎。
年初來訪台北的野夫，頂著平頭並帶著濃厚書卷氣，他對台北印象頗好，回到中國大陸，寫下了13篇的《民國屐痕》，記下訪台的心得與兩岸的歷史痕跡。
生於1962年的野夫，本名鄭世平，故鄉為湖北恩施，筆耕30年，用生命經驗和心血，耕耘出多篇動人真摯的文章。曾為書商的野夫，之前從
未讓自己的作品成冊出版，但他的書寫仍在朋友間傳閱。後來，他將這些書寫輯成十幾本「白皮書」，分送給朋友指教，作家章詒和讀完後淚流滿面，成為野夫的粉 絲，台灣文化人楊渡也深受感動，因此將這本「白皮書」引進台灣出版成《江上的母親》。這本書感動了兩岸的讀者，一名中國讀者聽聞野夫獲獎消息後，忍不住表
達他當初在網路上讀完野夫作品的感動：「淚濕鍵盤，不能自制。」
為子自我救贖而寫
「我為了他們寫作，為每滴淚水寫作。」野夫說，他心中有太多故事，經歷也比其他人複雜，但寫出來的故事無法出版，網路上卻有許多讀者，「我很感謝這些隱形的讀者存在，他們讓我有了知音。」
得獎後，野夫發表了如下的得獎感言：「一本書蘊涵一個時代幾輩人的命運，其苦難和悲劇性又建立在完全沒有虛構的基礎上──我得說，這是拙
著《江上的母親》散文集得以存在的唯一價值。」受到六四牽連，野夫曾入獄，而他的母親在他出獄後投江，至今音訊不明，《江上的母親》大致以此為底蘊，是本 藉著個人生命經驗以透視中國近代史的散文集。
「我寫作是為了還債的。」野夫說，他的生命受到親人與朋友的滋養，但他卻無法為父母養老、送終，只能以書寫這些故事來還債，「不寫的話，沒人知道他們」。
除此之外，野夫的書寫也是對不公的反抗，並且「為了自我救贖」：「只有寫作能減輕黑暗罪過，不然我會發瘋。」
野夫母親的家族是國民黨軍人，因此自小被打成右派，同時忍受外祖父拋妻棄子的痛苦，嫁給他父親後，當礦長的父親在文革時被打倒，而後，因
為六四，野夫失去他警長的職務，父親罹癌去世，母親在野夫出獄後投江，這件事一直是野夫不敢碰觸的傷口，壓抑於心約10年之久，才提筆書寫，母親為何投 江，對他來說，是一個謎團。
以銳利寫作直逼現實
野夫強調，當代太多作家不夠面對真實，只能寫純文學，設計虛幻的故事，「我是真實的寫作。」他表示經歷比其他人複雜，心中有太多故事可寫，現在完成的僅是一小部分。
「我是以寫作來自我定位，不是靠這個來吃飯。」野夫表示，自承他的專業不是寫作，雖然在80年代就開始寫詩，參與詩社，但未認真走過這
行。出獄後，他當了十年書商，後來開始靠寫作為生，寫的是劇本，「我的戲的收視率還不錯耶。」野夫笑著表示，在中國很難靠著寫作生存，所以他寫劇本掙錢。
但業餘，野夫的書寫銳利又殘酷，直逼現實，他批判當前許多人都放棄了理想，為現實妥協，不像八○年代一般談著精神思想，總是估捻著物質價值，「知識分子從敢寫敢說，變成策略性寫作、圓滑寫作」。
野夫越批判越來勁，直斥他們是「太監寫作」，沒有批判揭露，沒有道義的寫作，「只成了工具了。」他嘆了一口氣。
跨入九○年代的6年牢獄生活，野夫的時間與他人自然不同，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的急遽改變，在野夫出獄那時，他的同伴已然不同，而他卻活在上個世紀，談著理想與道義。
藉鄉村戲劇關注社會
會入獄，也是因為道義和良知。如果沒有營救異議分子逃難，如果沒有脫下警裝，當時已是警界菁英的野夫，現在也是個高官了。「出於良知，我
反對國家的行為。」野夫當晚得知發生鎮壓，當下抗議並提出辭呈，在辭呈中寫著：「不作獨裁政府的鷹犬和劊子手。」而後他離開海南，往北漂泊，後因助人逃難 也成了被追捕的對象，最後以反革命洩密罪被判處6年徒刑。「如果我不這麼做，會一輩子良心不安。」野夫說，如果再重來一次，他還是會這麼選擇，而他到現在
也非常堅持，這段歷史需要被平反。
這樣的野夫，在汶川地震發生前，正在四川德陽市羅江縣做農村調查，準備寫一本關於鄉土社會問題的書，卻發生了地震。震後，他留在當地參與救災和重建工作，並為羅江縣募集到約200萬人民幣現金，成立羅江縣精神重建基金會。
更特別的是，擔任電視劇編劇的野夫還培訓當地農民自編、自演、自導拍攝電視短劇介紹災區的真實境況，影片還在縣電視台播出，甚至還獲獎。野夫表示，因為災 後非常多問題，他發覺鄉村內部矛盾升高，心想是鄉村道德出了問題，而戲劇，便是維持鄉村道德的工具，「你看那些民間故事都傳遞了鄉村道德，鄉村戲劇是很重
要的。」野夫說，現在電視台都播放城市風花雪月的故事，農村舊的價值正在崩壞，新的秩序沒有產生，容易發生危機。
「這只是一個嘗試，可是卻起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