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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01 旺報 【特約記者羅曉莉／台北報導】

　    　大陸作家閻連科，以荒誕又寫實的筆法，寫出平凡農村裡農民的卑微命運，日前應華文文學高峰會之邀來台的閻連科，遇上不但寫作，也投身農民運動台灣農民詩人詹澈，兩人對談，激盪出精采火花……

    　閻連科，生於河南嵩縣的一個小鄉村，世代務農，他曾稱自己骨子裡就是個農民，有著農民作家的封號，幾十年的文學創作都與農民有著最直接的聯繫，新書《我與父輩》更被指為獻給一代中國農民的輓歌。詹澈，生於台灣彰化溪洲鄉西畔村，同樣生於父祖輩世代務農之家，曾與父親一起在卑南溪河灘地種西瓜，後服務於農會，進而投身於農民運動，被稱為農民詩人或農運詩人。兩個與土地有著最直接血緣關係的作家，借由此次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謀面，自然會相互產生激蕩。

    　鄉土書寫的經驗

    　記者（以下簡稱「旺」）：每一個作家都是在向這個世界提供自己獨特的經驗，而這種經驗是由生活經驗的廣度和深度，心靈經驗的廣度和深度構成的。那麼兩位從事鄉土書寫的作家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鄉土經驗的呢？

    　詹澈：所謂的「鄉土」，有時候是描寫自己的左右鄰居，自己的父輩，自己生長的地方，自己真正生活過的一個故鄉，一個環境，一個場域，這是一種鄉土，另外一種鄉土則是心靈的鄉土。我覺得生和死是心靈的鄉土。如果從這方面來講，鄉土就是一個廣義的說法。

    　閻連科：我一直不太贊成把小說分為鄉土文學、工業文學、城市文學，因為詞語的貧乏，我們總要把某種小說歸類，比如說把與土地相關的，與鄉村相關的歸類為鄉土文學。總之寫這類的小說，生活的經驗應該是第一的，如果從來沒有鄉土經驗，也就不會有心靈的鄉土。心靈的鄉土是一個距離。

    　對土地的愧疚

    　旺：進行鄉土書寫的人大都已經離開了鄉土，那麼這種書寫本身是否就帶著一種還債贖罪的意味，一種對土地的愧疚？

    　閻連科：你只有離開鄉土，才能真正意識到鄉土的意義，尤其是心靈的意義。我讀詹澈的詩〈子彈與稻穗〉時，就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可以把這兩種意象連在一塊兒，當時看的時候覺得非常驚訝，每一個句子都充滿靈性。從這首詩裡，能夠感受到詹澈對土地的愛，對土地的情感。這首詩，我想其實也是對土地的一種愧疚的償還。

    　我想每一個作家，其實正因為他對土地的愧疚，即便寫作中是對土地不斷地充滿讚賞，仍然是對土地愧疚的一種表達，畢竟你離開那裡了，逃離那裡了。

    　詹澈：是愧疚。我很深刻的感覺到。我也曾經要求自己認真的作為一個農民、認真的去思考所謂勞動價值觀的問題。我也去嘗試過，跟著父親種西瓜。但是我發現，假設我們要真正去寫作的時候，作為一個農民，作為一個真正的勞動者，依靠肉體的勞動來生活，基本上我們就沒辦法保持一個距離、一個空間來寫作。我們其實是心理的勞動者，精神的勞動者，後來我就比較清醒的認識到這一點，但縱使是這樣，我們的寫作，還是會有愧疚。

    　書寫破敗存在的疼痛感

    　旺：在詹澈的詩，包括《土地請站起來說話》、《西瓜寮詩集》，以及閻連科的各種長篇、短篇小說，包括最近的長篇散文《我與父輩》，都書寫出了農民破敗存在的疼痛感，這種呈現很有力量。

    　閻連科：我覺得你說的這種破敗的存在是非常有意義的。我想詹澈呈現這種破敗的存在其實正好是一種生存困境見證的過程。我從詹澈的詩中能讀到生存的那種疼痛。我的寫作也是非常希望能呈現某種疼痛的感覺，那種令人震撼的東西。我們得表達出作家對人的一種情感，這是一個最起碼的愛。

    　詹澈：起初是出於對勞動價值觀的一種信仰，然而當你完完全全靠勞動的身體謀生活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會覺察到自己的限度。從勞動中我體會到一點：人的饑餓跟人身體的存在是沒辦法去超越的。

    　我常思考一個問題：農民的困苦，是不是一種宿命？但是，我還是不認為應該從一個宿命的觀點去考慮這些東西。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我們看到生存的掙扎，生命本質的一種痛苦，我們要用文字，而不是用鋤頭，盡自己的能力去表現。

    　鄉土書寫的第三條道路

    　旺：今天我們面臨的社會遠比之前的更為複雜，就鄉土書寫而言，土地價值的遠逝、鄉村文化的解體、鄉土倫理鄉土生活哲學的消逝，以及農民在全球經濟浪潮中不斷受到的衝擊等等，都空前的複雜，這就需要我們找到一種更契合的書寫方式。

    　閻連科：我們的文學有兩種寫作，一種寫作從屈原到李白、杜甫一直到魯迅，甚至到曹雪芹，是這樣一條線索非常清楚的寫作；另外一條線索的寫作，則是從陶淵明，一直到沈從文。面對今天的社會，我想這兩種寫作都不能輕易地去表達這個複雜的社會。我們確實是需要走出第三條書寫鄉土文學的道路來。

    　詹澈：這個我也深刻地體會到。中南美洲一些魔幻寫實的作家，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歷史文化背景。我讀了聶魯達的一些詩，曾經在想他是不是我們第三種寫作方式的一種參考？語言跟文字的演變需要新的方式，兩岸正在共同面臨這個命題，舊的思維和舊的語言很難去承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