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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報2010/05/16 | 記者黃奕瀠／專題報導

閻連科上個月曾應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之邀來台，本報專訪了這位中國最受爭議的小說家，聽他娓娓道來寫作的悲與樂，及自由和不自由。

四月的台南帶點微微的涼意，參與「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的華人作家們，聚集在成功大學的文學院會議廳內，向莘莘學子談文學和處境。早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演講，吸引了眾多學子參加，會議廳擠得水洩不通。中國前文化部長、作家王蒙和高行健，一前一後離開後，仍有數十張眼神透著晶亮的臉孔留了下來，這些讀者等待著的正是近年來在台灣知名度和出版量快速崛起的中國知名作家閻連科。

「我是在場唯一的小說家。」閻連科表示，受邀參與的許多是學者和理論家，高行健更是一個出色的理論家，而「理論家都知道小說該如何寫好，小說家向來都不知道如何寫好一本小說」，他笑說，理論家是如何清楚，而小說家是如何糊塗，而他更是其中之最。「中國作家是全世界最聰明的人，因為他們總是知道如何面對審查和諸多政治問題，已然修煉成精。」閻連科自嘲，自己其實是相當愚笨的人。

讓讀者笑中帶淚

居住北京多年的閻連科，仍帶著點農家的質樸，河南腔調也未脫去，語氣真摯誠懇。當日，他以〈文學的內疚〉這個沉重的題目為台灣聽眾發表演說，但作品帶著荒誕寫實色彩的閻連科，說起話來也像個冷面笑匠，詼諧生趣，全場笑聲不斷，不時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感懷之處，也讓聽眾動容，甚至流淚。會後，在場的成功大學師生與作家們，紛紛到閻連科面前，表達深切的感動之意。

「前幾天在台北的開幕式時，麥克風出了點問題，馬英九說話頻頻被打斷，但馬英九只是微笑。」閻連科以這件事作為演講的開場，「如此規格的會議出現類似的情況，在大陸可能就有人下崗。」全場哄堂大笑，顯然都接收到閻連科為台灣聽眾傳遞中國大陸「現實」的用心。

擔任引言人的《南方周末》記者夏榆表示，他和閻連科在台灣四處逛書店，發覺每家書店都販賣、陳列閻連科的書，而包含《夏日落》等三本書，是他在大陸沒見過的禁書。「所謂禁書，在大陸也不是真禁，如《丁莊夢》在網路上仍可流傳，我們報社也作了訪問。」夏榆說他看到閻連科的繁體著作上稱其為「寫出禁書最多的中國當代小說家」，具有爭議性，他忍不住補充，這雖然是一種說法，但閻連科也是這三十年來中國最好、最優秀的作家。

2005年，閻連科作品《為人民服務》在廣東文學雙月刊《花城》發表後，中共中央宣傳部下發檔，「不准發行、不准轉載、不准評論、不准摘編、不准報導」，已發行的刊物全部回收成為中國大陸2005年「第一禁書」。自八○年代初以來，中共再無以紅頭文件下出版禁令，而此書卻得到直接禁令，引起媒體關注，爭相報導。台灣文學評論家王德威慧眼引進此書，同年底於台灣出版，並書寫了閻連科作品評論，盛讚這位中國當代作家。受到《為人民服務》的牽連，隨後出版的《丁莊夢》也遭禁。即使如此，閻連科在中國大陸文壇仍受到重視，也受到讀者和媒體的歡迎。去年《南方周末》頒給他文化原創榜年度圖書，肯定「閻連科是中國當代作家中少有的保持批判精神的作家」。

為人民服務

《為人民服務》能在台灣出版，閻連科感到很欣慰，也肯定台灣讓他看到寫作出版的另一個生存的空間。而這本書當年也是以禁書和情色的暗示來宣傳，讓閻連科在台灣出版市場受到矚目。他對眾人總將「禁書」與他作連結，感到無奈，彷彿提到他，就不得不提到禁書。而這一連串的反應都和《為人民服務》有關。

「在藝術成就上，《為人民服務》比不上《堅硬如水》，我只是為了讓朋友有稿子可登在雜誌上，所以勉強寫出來的。」閻連科透露，當時他剛寫完《受活》，腦子一片空白彷彿被掏空，但因為朋友邀約而硬寫，作品雖然相當幽默有趣，但故事卻和《受活》有些重複了：「這種缺點不應該在我寫作上出現的，但我當時就是這種心態。」由於閻連科的「文名」，不僅出版社爭著出版，雜誌也紛紛邀稿，第一個邀稿的上海《收穫》雜誌，非常喜歡這個故事，但登出前，領導突然踩了煞車。閻連科心想反正書要出版，也不以為意，剛巧《花城》也來要稿，《為人民服務》便以部分刪節的方式刊登，之後，引起中央極強大的反應，《花城》也受到處分。

「不過，大陸不像大家想像得那麼可怕，即使書被禁掉，但我曉得很多機構、官員，心裡都非常明白，也願意支持我。」閻連科回想，當中宣部下禁令時，北京作協便跳出來保護他，表示雖然《為人民服務》有點問題，但這位作家曾經得過魯迅文學獎，在部隊時也立下許多功勞，不應該追究他。
爭議和批判性可說是閻連科文學的特質，閻連科固然是是大陸最具爭議性的作家，然而作者在此更願意強調他的無爭議性，也就是說在大陸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的歷史中，閻連科是無可爭議的重要作家。

4月15日到24日，我有機會在台灣訪問。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誠品書店，我覺得從書店能看到一座城市的文化教養和精神氣質，誠品在台灣已經成為品質的代稱。在書店，大陸作家的書令我感受親切。當時在店內閻連科的《日光流年》顯著可見，裝幀和印刷非常精美，據說他已經在台灣出版了八本書。

我也看到台灣媒體如《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對閻連科的報導，內容都集中在閻連科的寫作境遇，比如「閻連科是大陸最具爭議性的作家」、「最有批判性的作家」，爭議和批判性成為閻連科文學的特質，但我更願意強調他的無爭議性。即：在大陸新時期文學30年的歷史中，閻連科是無可爭議的重要作家。

現實的思想

作為同在大陸生活的人，我以為對閻連科是熟悉的。但是我的熟悉實際上是有限的所知。儘管很早就讀過他的文字。

我記得當年還在家鄉的時候，經常會在大陸著名的文學期刊《收穫》上讀到他的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比如《瑤溝人的夢》、《黃金洞》、《年月日》，那時候作家閻連科在他的文學作品中顯示出的才華，令我這樣的外省青年喟歎。他早年的小說是鄉土的，但是和前代的鄉土作家不同的是，他書寫的自由和想像力的磅礡。

那時候我只能遠遠打量他，從他的文字之間感受他的才情和心性。

當時如閻連科這樣的作家在大陸有一些，比如：莫言、韓少功、李銳、張煒、張承志，比如余華、蘇童、格非，這些作家是大陸新時期文學30年歷史中重要的作家，也是我個人欣賞的作家，他們創立和建造了華語文學寫作的地標和高峰。

認識到閻連科的複雜是從《受活》開始的。其時，我已經成為記者，我的工作職責就是報導優秀作家的傑出文學表現。2004年2月，時任《人民文學》雜誌副主編的李敬澤先生推薦了這部小說，我看到這部書被冠上極端的褒獎之辭，比如「中國最具爆發力的作家」、「超凡奇詭的想像」、「無與倫比的冷峻與深刻」、「刻畫了一個『政治人』癡情而迷亂的社會理想和政治追求，剖示了紛繁複雜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本質和本領。」我拿到書以後果然就見識到《受活》的豐富和複雜。

《受活》書寫的是在混亂的歷史和社會中，一個付出了巨大犧牲，終於把自己融入現代人類進程的鄉村，長期處在社會邊緣，在一個匪夷所思的縣長帶領下，經歷了一段匪夷所思「經典創業」的極致體驗 ──用「受活莊」裡上百個聾、啞、盲、瘸的殘疾人組成「絕術團」巡迴演出賺來的錢，在附近的魂魄山上建起了一座「列寧紀念堂」，並要去遙遠的俄羅斯把列寧遺體買回來安放在中國大地上，從而期冀以此實現中國鄉民的天堂之夢。

這部30萬字，充滿政治夢靨的小說被稱為「狂想現實主義」的奠基之作，它的思想衝擊力和藝術內涵的深廣在當時引起文學界的矚目。但那一次因為日程的緊張，我並沒能做訪問，只是把敬意留在心裡。之後，閻連科持續地釋放著他充沛的創作激情，釋放他激越的想像力和充沛的文學能量。

圍繞著《受活》起湧的紛爭，如曠野間的風雨霜雪。說好的，好到了天上；不好的，到了腳下。閻連科就在這天上和腳下做著他漫長的寂寞的艱難而又孤獨的文學跋涉。

困難的書寫

同在大陸生活，我以為我已經熟悉和瞭解了閻連科。只是當我後來有機會去香港和現在有機會來台灣，我才知道我的所見是有限的。

2005年，應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的邀請，我為當年的國際作家進行報導。那時在香港的三聯書店，我看到閻連科的長篇小說《為人民服務》，這是他的另一面。

那是我在北京沒有辦法看到的一面。《為人民服務》我只是耳聞，沒有看到過。知道它一出世就遇到麻煩。2005年，閻連科的長篇小說《為人民服務》在《花城》雜誌社發表，這部小說依然引起爭議。這一次引出來的還有權力的干預。《為人民服務》遭禁查封，成為 這一年令外界矚目的「文化事件」，發表小說的雜誌社也受到了懲罰。小說《為人民服務》依然延續閻連科的狂想式現實主義，或者說是荒誕性現實主義。

閻連科給自己的文學鑒定是：「個人寫作的自由想像和表達」。個人寫的自由想像和表達，應該是文學的常識。然而閻連科卻為這常識付出了各種代價。他的作品不斷地受到爭論、批判和禁毀，他成為被禁的作家。

閻連科最早受到爭議的小說是《夏日落》，這部作品也代表閻連科曾經有過的一段艱辛的時光。

1994年初夏，他由河南調到北京，那時候因為腰患重病，用他的自述來說是：「寫作必須爬在床上，而不寫作又無法維持日常生計，尤其無法維持的，是活著的理由。」

就是在這樣灰冷的心境下，在閻連科和妻子一起，遠赴山東濟南準備對腰施行大手術之時，突然接到北京他新調入單位領導的電話通知，讓他盡快趕回北京。匆匆回去之後，才知道是他的小說《夏日落》出了「天大」的事情。這部寫於1992年的小說，在當年《黃河》的第六期發表，當時所有的選刊如《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等相繼轉載；當年各種類型的「年度小說選」也都紛紛收錄。軍隊的評論家稱它為「新軍旅」小說的一大突破；地方的評論家稱它為「新寫實」小說的又一收穫。然而，到1994年的時候，這部小說受到批判，同時受到批判的還有莫言的《豐乳肥臀》。

那段時間，閻連科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斷地向組織匯報思想，開始爬在床上一遍一遍寫著檢討。

事情的起因非常簡單，主要是因為香港的《爭鳴》雜誌載文評說大陸軍事文學的「第三次浪潮」已經到來，代表作家是閻連科，代表作是《夏日落》。說「第三次浪潮」的宗旨就是「描寫軍人靈魂的墮落」。並在那期雜誌上，斷章摘錄了閻連科幾篇文章中的言論，以證實「第三次浪潮的到來」和閻連科是專門描寫「軍人靈魂墮落」的作家。

自1994年閻連科的《夏日落》被禁，他後來寫作的《堅硬如水》和《受活》也因其超常的想像、怪誕的情節和細節，以及獨異的結構和恣意縱情的書寫受到廣泛爭議。這時候的閻連科成為「被爭議作家。」在回首這段經歷時，閻連科說：「實事求是地講，1990年代初期，中國的意識形態中還有強大的「左」的傾向，那時候香港還沒有回歸，人們的意識就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夏日落》的遭遇，就是因為遇到了「敵人的擁護」，所以它必然受到『我們』的『反對』」。

哀傷的心

隨著時間的流逝，閻連科的寫作日益地個人化，他的想像和表達也日益地自由。

他的寫作意識、傾向和立場已經顯示出強烈的異質。這也注定他將為寫作付出代價。

果然，我知道那時候他已經從軍隊中轉業，到了地方，也即北京作協。那時候他的寫作遇到了難度。就是出版的困難。這也是他為自己的寫作付出的代價之一。

《丁莊夢》是我看到他的又一部重要的書。這部以愛滋病村為背景的小說在出版伊始就備受爭議，甚至被麻煩所纏繞。然而這部小說引起我所供職的報紙《南方周末》的關注，我的同事張英專訪了閻連科。報紙做了一個整版，談愛滋病村，談《丁莊夢》，我記得那篇報導受到廣泛的關注和好評。

不久就看到他的《風雅頌》。這部書的裝幀很花梢甚至有些艷俗。但是並沒能掩飾住書寫的激烈和沉痛。這是一次徹底的反思和批判。和以往的任何一部書一樣。《風雅頌》也引起了一陣風波。在爭議的風波中，閻連科反倒安靜下來回到自己的狀態中。

2008年的時候，《南方周末》製作了當年的文化原創榜，我們向閻連科寫作的原創力表達了公共媒體的敬意。致敬的理由如下:

「閻連科是中國當代作家中少有的保持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直面現實，也貫注了他的批判激情。他刻畫當今時代小人物失敗的命運，抗拒時代的荒誕與異化。傳統中國經典文化與鄉土文化的混雜，其實也包含著對中國文化之當代命運的反諷性思考，作家對當代中華文明的崩潰有真實的痛苦。」

在哪裡寫作，境遇不同，呈現的價值亦不同。南非白人作家娜汀．葛蒂瑪說：「一個作家必須『不僅僅是一個作家』，必須對同胞的福祉負責。」當今時代隨著社會的日益開放，文學觀念也日益多元，然而閻連科始終保持著他個人化的寫作姿態和思考方式。他在出席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發表演講《文學的內疚》時說：「當我們的寫作面對土地時，我們失去了對土地的那種情感。當代寫作，就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來說，作品與土地的關係，與最底層人的情感，較之現代文學，是在疏遠、淡化和失去。」

「在大陸，在那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會和人群，必須承認，那兒的今天，確實是到了前所未有的富饒、豐富、複雜和混亂的境地。一切都在秩序的失去之中。從這個角度說，大陸作家面對現實時，確實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時期。可是我們把握住了這個時期嗎？我們真正認識這個社會嗎？我們對它的混亂，複雜有多少焦慮和不安？我們都說今天的社會人心不古，可我們在寫作中對此表達了多少痛心呢？」

是的。痛心。這是我看到的閻連科文學表達中最基本的情態。在他幾乎所有的文學表達中都能看到他敏銳而痛感的心。他對歷史的哀痛，對現實的哀痛，對文化和政治的哀痛，對人性的哀痛在他浩瀚的寫作之中炙手可感，一覽無遺。

2009年大陸迎來了文學作品的開禁年。莫言的《豐乳肥臀》、賈平凹的《廢都》、李佩甫的《羊的門》、王躍文的《國畫》等等。閻連科的《受活》和《堅硬如水》也分別由北京十月出版社和雲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面對各類作品開禁，閻連科說：「無論如何，中國在改革開放，在進步發展，哪怕在某些方面，步子似乎慢一些。」

閻連科小檔案
    　閻連科，中國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於河南嵩縣，1978年應徵入伍，1985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79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情感欲》、《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為人民服務》、《丁莊夢》、《風雅頌》等8部，中、短篇小說集《年月日》、《黃金洞》、《耙耬天歌》、《朝著東南走》等10餘部，散文、言論集5部；另有《閻連科文集》12卷。

    　1994年《夏日落》被禁，後來的《堅硬如水》和《受活》也因其怪誕的情節和細節、獨異的結構和恣意縱情的書寫受到廣泛爭議。2005年，《為人民服務》在《花城》雜誌社發表，之後遭禁查封，成為這一年令外界矚目的「文化事件」。閻連科也是中國唯一兩度榮獲魯迅文學獎的作家，2005年又憑藉作品《受活》獲得第三屆老舍文學獎長篇小說優秀獎，此外，更曾獲得其他國內外文學獎項20餘次的肯定。其作品被譯為日、韓、法、英、德、義、荷、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爾維亞等20 種語言，在2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2004年退出軍界，現供職於人民大學文學院，為教授、駐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