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伯特》、《辦公室》影輯(The Office),和許多有關辦公室生活的流行文化視窗大受歡迎,證明許多美國人已經把他們的白領工作視為黑暗的荒謬。荒謬對喜劇來說很不錯,但就生活方式 而言,可就糟了。這通常暗指,在還沒達到引起官方注意的程度下,矛盾不斷地惡化,如果到了大家都承認的地步,就會帶來某種危機。這些是什麼樣的矛盾呢?首 先,我們習慣把商業世界的心態,想成是只講盈虧,不問道德;但事實上,如果沒有注意到辦公室已經成為一個道德教育的地方,在此塑造精神和理想,讓我們瞭解 什麼才是個好人,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合理解釋辦公室的存在。
這個矛盾可能根植在另一個更基本的矛盾上。企業把自己描繪成只論結果和績效導向。但在沒有產生任何物質的地方,工作績效就很難有客觀的標準。經理人是做什麼的?他被鼓勵去注意工人的心智狀態,並成為一個治療師。
讓我們看看技工和老闆之間的關係,以做為對比。技工把他的零件做出來,然後交給老闆。我們想像老闆從上衣口袋裡把他的精密測厚計拿出來, 發現這個零件符合規格,或是不符合規格。如果不符規格,他會不悅地看著工人,甚至罵人,因為工人不是把圖看錯了、沒有把零件正確地夾在工具機上、在切削時 恍神、就是不知道如何使用他自己的測厚計。不管是什麼原因,這個工人的缺失就擺在工作台上,雙方都看得見,而這個做壞了的零件,很可能就是對話的焦點。但 過去三十年來,美國的企業已經把他們的焦點從生產東西(現在已經在別的地方做了),轉移到品牌的經營,也就是,經營消費者的心態;而這種轉移,對工人的生 產心態也造成影響。過程變得比產品還重要,而且透過比工頭罵人更為高深的管理技巧,來進行最適化。此外,雖然對工人的要求,還是一樣以他們對損益的貢獻來 作評估,其實,這樣的計算很難;方法-成果的因果關係變得很模糊,這開啟了一條路,讓工作變成類似說教的地方。詹姆士.鮑洛士(James Poulos)寫說,在辦公室裡,「互信和熱情〔已經〕達到社會親密表現的新層次。」1負責挑選和調整工人以適應工作現實的人已經注意到這點;《組織行為 期刊》(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在二○○五年用整個專章來做他們在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或是「EI」,他們就用這個字)的排名論戰。在現代的辦公室裡,整個人都是爭議問題,而不只是對一組狹隘的能力有不同看法。
從商管書籍來研判,對經理人本身的要求,滲透得最徹底。於是,我們在《有效的團隊管理》(Teambuilding That Gets Results)一書中找到了一個警示窗,裡頭寫著:「你對某一個情境的反應,自我意識占主要成分,還是『正確』反應占主要成分?要先徹底思考這點。如果 你發現,你的反應是自我意識躲在背後作祟,請把它擺到一邊去……」2調查連鎖書店裡的暢銷書,很清楚,商管書籍是自助書籍的一個子類別,而如果用這些書來 做為個人指導的話,藉用該書的說法,可能導致一個人陷入「動機的審訊困境和自我課責」。3在這個文獻裡,我發現它要求經理人要去關心,而且誠懇地對屬下大 發議論,談個人轉形的可能性。他成了生活導師,而不像個老闆。
現代的辦公室要求個人往團隊適應發展,其基礎是共同的習慣和彈性,而不是強烈的個人特質。我會把辦公室和工作間,以及團隊和伙伴做一些比較。在辦公室工作和手工藝工作的對比中,有一個議題是個人責任的概念,這牽涉到客觀標準的有無。
在芝加哥完成了一年的碩士課程之後,我必須暫時放下哲學,回去工作(幾年之後我又回去讀博士班)。我沒有回去做大學畢業時所從事的電工,我要用我的新學 位,在菁英階層的亮麗高地裡,爭取我的位置。結果這比我所預期的還要困難。我在知名的帕羅奧多(Palo Alto)律師事務所找到一份事物員的工作,但這個工作的時薪只有十美元。於是我在那裡從早上八點工作到下午五點,下班後到半島更遠處的一家SAT補習班 教書(時薪十五美元),而且常常上完課後還跑到馬林(Marin)當家教。當時我一天大約要開一百英哩的車(一九九六年份的馬里布〔Malibu〕),繞 舊金山灣一圈,跨越三座橋,最後才在晚上精疲力盡地回到柏克萊的租屋處。後來我離開了律師事務所。不久之後,SAT補習班也倒了(他們欠我的一千美元薪水 到現在還沒付清)。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把「菁英階層」丟掉,回去做電工以賺取更為優渥的收入才是明智之舉,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搞清楚自己的狀況去 走這條路。媽的,我可是碩士呢。
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在一九四二年寫說,高等教育的過度擴充,超過了勞動市場的需求,會造成白領工人「從事低薪工作,薪水比待遇不錯的勞力工人還差。」而且,「這可能造成一種特別令人尷尬的失業。上過大學的人,未必會得到,譬如說,專業工作的工作機會,卻很容易在心靈上無法接受勞力工作。」
我個人對文學碩士學位的想法,在痛苦的找工作期間之中消磨殆盡,失望之餘敞開心胸,越來越覺得這個學位沒有價值。最後我在資訊檢索公司 (Information Access Company)找到一個編索引和摘要的工作,在那裡待了十一個月,當時這家公司是齊夫通訊(Ziff Communications)的一個部門。一九九二年某一天的早上8:15,當我在明亮的晨曦中來到聖馬刁大橋(San Mateo Bridge)的高點時,我對第一天上班感到非常興奮,這一天的風很大,連南灣(South Bay)都捲起白色的波浪。我的新工作是閱讀學術期刊裡的論文,按照制式的分類做索引,並用二百字左右寫摘要,然後以光碟的方式賣給訂閱的圖書館,他們可 以用一套叫做InfoTrac的系統去讀取。我成了一個知識工作者。真的,這是個機會,可以看盡知識的最前線,並得到一個整體概念,這似乎可以配合我的學 術準備工作。然後我馬上就看到更多的東西,當我在上班途中達到高點時,緊接著便是下坡,通往福斯特城(Foster City)。
福斯特城是舊金山灣一塊四平方英哩的海埔新生地(以前是含鹽分的濕地),在傑克.福斯特(T. Jack Foster)為後工業化時代所推出的一個社區計劃之下進行私有化,而被併入了矽谷。這塊地位於聖馬刁大橋的西邊,在制式性的美學下作開發,有商業園區、 小艇碼頭,和房舍,從橋上的制高點鳥瞰,似乎全出自同一個模子。
在我面談之後到第一天上班的那幾個星期裡,我所碰到的那位經理讓我產生幻想,我幻想他們對我深藏不露的才華歎為觀止。這些想像舒解了我的 隔離感和不確定感,讓我開始覺得,一切都好像不是真的。當我接到電話,通知我被錄取時,我覺得我抓住了這個變化莫測的世界--很神奇地,只透過小小的分類 廣告牽線--把我自己捲入了這股潮流之中。當同樣的人帶著我去看我的辦公室隔間時,我感到真正的光榮。他們為我準備了一個位置。這個位置似乎很寬敞。這是 我的書桌,我將在這裡思考,不再是與世隔絕的私人樂趣。這些思考將是我對一家普通企業的獨特貢獻,一家員工數百人的真正公司。辦公室的規律讓我覺得,我找到了一個井然有序的地方;我因為它很大,也把自己膨脹起來。我要打領帶。
但是當我在這個工作上安頓下來之後,這個工作的感覺就走樣了;若要瞭解這個變化,就必須說明這個工作的概念和架構。資訊檢索公司 (IAC)在一九七七年的第一個產品是雜誌索引,大約做了四百種流行雜誌的索引。一九八○年,IAC被一家雜誌,齊普公司給買下,五年之後齊普公司把 IAC和另一個被收購公司,管理內容公司(Management Contents)合併。管理內容公司對管理期刊提供索引之外,還做摘要。於是把摘要引進這家公司的活動, 和引進看起來很嚴肅的期刊不謀而合,都有學術的味道。從索引跳到摘要,從雜誌跳到期刊,我猜進行的很順利,因為管理期刊的內容很特別,看起來真的沒什麼差 別。管理期刊的文章,通常每五個要點就會包含一個概念,因此為其寫摘要就和每五個要點打包成一捆一樣的容易。但到了一九九一年,我才開始做沒多久,公司開 始對類別非常不同的期刊提供論文摘要:物理科學、生物科學、社會科學、法學、哲學,和人文科學等。例如,《今日行銷》(Marketing Today)和《自然遺傳學》(Nature Genetics,這是我被指派的期刊之一)的差異至為明顯,然而這個嚴謹的差異,卻禁不住購併溶劑的浸泡,把知識化約為「資訊」。5以下摘錄自這期《自 然遺傳學》(我寫這段時是二○○七年)的「來函」部分:
我們證明,在體胚分隔階段初期,miR-214被表現出來,而不同的表現,會改變受刺蝟蛋白信號(Hedgehog signaling)調控的基因的表現。miR-214的抑制,來自慢肌(slow-muscle)型細胞的減少或損耗。我們證明,su(fu) mRNA以刺蝟蛋白信號的負調節子來編碼,會被miR-214找到。
有些期刊,包括《自然遺傳學》,論文開始有作者所提供的摘要,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要寫我自己的摘要。我也不能只是簡單地改寫作者的摘要, 因為我在受訓的第一個禮拜,就被這樣要求。我應該自己把整篇文章讀完,然後親自濃縮。他們給我的理由是,如果我不這麼做,IAC的產品就沒有「附加價 值」。很難相信,對於這些文獻,我要加上什麼都可以,只要不是錯誤或有問題的東西就好。但那時候,我甚至還沒受過訓練呢。
我的工作是建構在一個假設下,認為寫摘要有個不必懂就能用的方法(就像電腦可以處理語法,卻完全不懂語意)。這其實是一位訓練師莫妮卡告 訴我的,她站在白板前,為一個摘要畫出圖解。摘要的撰寫一直被當成普通的事務,但我很快就發現,這個工作事實上是需要完全投入於眼前的文章之中。6莫妮卡 似乎是個非常通情達理的人,不會把痛苦的錯覺外顯出來。她不太堅持她所告訴我們的事,很明顯,她的立場就很像蘇聯的老官僚,必需同時運作在二個水準之上: 現實和官方的意識形態。
經過一星期的訓練之後,我剛開始的配額是每天十五篇文章。到了第十一個月,我的配額上升的一天二十八篇(這是正常、表定的加速度)。雖然 卓別林在《摩登時代》(Modern Times)裡努力地讓自己去配合速度越來越快的機器,構成了一齣非常傑出的滑稽劇,我的情況卻造成悶悶不樂和焦慮。除此之外,我覺得很睏。這種疲憊顯然 和我覺得陷入了一個矛盾之中有關。7這麼快的速度,在工作中需要全神灌注,然而,這個速度也阻礙全神灌注,讓我和動作之間產生了不相配的效果。我試著讓自 我消失,這是趕上配額的好法子;但寫摘要不同於在生產線上拉操作桿,不用心是沒辦法完成的。我所閱讀的文獻,要求很高;而且還要求準時交稿。我手上的主題,是作者花了一輩子的心血,如果我敷衍了事,感覺上就像是用暴力來對待我自己的良心。
每天要閱讀、理解、並撰寫二十八篇學術期刊文章的摘要,我必需積極地壓制自己的思考能力,因為你想的越多,就會注意到越多的不當解讀作者 論點的情形。這只會把你拖慢。這個配額讓我還必須去壓制我對其他人的責任感--不只是對文章的作者,還有對InfoTrac不幸的使用者,他們天真地假 設,我的摘要反應了文章的內容。因此,這個工作需要裝笨,還需要稍微降低道德水準。
現在,或許每一種工作都需要某種程度的折損。當一名電工,你在地下道裡吸入許多不明的粉塵,你的膝蓋挫傷,你的脖子在裝電燈或是吊扇時抬 頭看而扭傷,而且你會經常觸電,有時是在梯子上觸電。你的雙手在捻絞電線時、在處理由金屬板沖壓成形的接線箱時、以及在用弓形鋸切削金屬管時被割傷。但這 些傷害,沒一個觸及你身上最優秀的部位。
有人會反對:難道沒有任何的品管嗎?我的經理會定期讀幾篇我所寫的摘要,有一兩次我被糾正說,不要用從屬子句做為一篇摘要的開頭。但我從 來沒被指正說,我所寫的摘要沒有正確反應文章。這個品管標準純屬文法上和摘要內部的東西,也就是說,我的主管可以不用看原文來檢查我的摘要。就這點來看, 我並不是被一個外部、客觀的標準所修正。
還是有人會反對:如果資訊檢索公司所生產的摘要不好,那麼「市場」就會懲罰它;這家公司應該已經被其他高品質的公司所打敗。自從我在那裡 工作之後,這家公司就被買賣過好幾次,但似乎還活得好好的。也許現在比較好了,品質也有所改善,我真的不知道。不論如何,市場的全知正義,其執行所需的時 間單位,可能遠比個人職場生涯的慘烈故事更為長久。IAC很早就進入摘要的電子發行市場,享受著暫時性的準壟斷。我認為它應該可以按照它自己的意思,相當 自由地設定標準,也許還可以調整工作配額以及相對的品質,以符合「夠好」的最低門檻,低於這個門檻,使用者就會感到厭惡而走掉。8畢竟,即使生產者和消費者之 間只有一小部分的共同福祉,而且即使還伴隨著恨意,重複購買還是繼續存在。我們常常恨一種東西,卻無奈地繼續依賴它(如Windows)。此外,在頻頻忽 略知識的狀況下所製造出來的產品,如一九九二年左右的InfoTrac,可能會產生自己的需求,腐蝕我們在同方向上的標準,而我們當初對它所做的嚴酷批 判,如今看起來卻像是個保守的反動派。這個產品,光是存活下來,就足以讓低標準在突然之間,變得好像很可敬,或是無可取代。
在寫學術期刊論文的摘要時,我以為我會學到很多。這個工作的薪水雖然不高,卻似乎能帶給我這個工人一個內在的福祉:滿足我的求知欲。這個 滿足感和InfoTrac使用者的福祉完全相符,他們也有求知的欲望;也和論文作者的福祉完全相符,他們想要被瞭解。這個工作的內部標準,如果正確地設 想,就是去活化我所服務的兩個族群:卓越的知識。但這個福祉卻根本沒辦法用我所回應的系統來達成,這個系統純粹是數量化的東西。這個系統是另一夥人為勞動 過程所設想出來的東西,他們是中間人,所做所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但他的目的和主要當事人的原則卻沒有先天上的連結。這個目的,當然,就是從我的勞動中實 現利潤。
我在本書的其他地方說過,工作是必要之苦,滿足其他人的利益。這就是人家為什麼要付錢給你的原因。如果我是直接服務資料庫的使用者,他在 高品質摘要上的利益,就會和我讀懂文章所得到的樂趣利益相符合。把我的勞動直接賣給使用者,也許可以、也許不能用迷人的價格來帶給他高品質的產品,並提供 我一個舒服的生活;我們必須算計一下這筆交易是否可行。別忘了,我的工作必須透過行銷和配送,像IAC所做的一樣,而技術上的瑕疵也必須修正,這些都是成 本。我們還要承認,我自己根本就不敢推出一個類似InfoTrac的產品,而推出這套產品的企業家要承擔風險。這利潤沒我的份。他們創造出某種東西,然後 把這東西賣給別人(賣給媒體大亨,齊夫集團),買家的所營事業,似乎就是持有資產。我要強調的是,這個第三者的出現,想要把從我身上刮取的盈餘極大化,在 做法上,毫不考慮工作本身的自然速度限制,最後,一定會把這個工作過程壓榨到超出自然極限。於是這個工作保證不能活化前面所說的內在福址。然而,就是這些 內在的福祉,讓我想要把事情做好。它們和產品的「品質」有密切關係,這個面向,向只知道計算盈餘的人證明,這些虛幻的形而上觀念,在東西本身的製造者和使 用者心中,才是重要且具體的東西。
然而,用貪婪來界定這個問題,會造成失焦,無法做嚴肅的探討,只留下利他主義無力的哀號或冗長的告誡。雖然貪婪可能真的是我們貧窮職場生 活的根本原因,但設計並整合這個工作流程的經理人,絕對不是出於貪婪才這樣做(他們當然貪婪,和我們其他人差不多,但這不是重點)。他們是領薪水的,很可 能也和其他人一樣,在私生活上遵守一個高道德標準。問題是,他們坐在組織裡的管理職上,不得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