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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08-01 旺報
    * 【記者黃奕瀠／專題報導】
    　香港文化人陳冠中曾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說，「香港的流行文化曾經風靡亞洲，甚至建立了香港人的自信和認同，不能說是文化沙漠，只是說久了，港人自己也接受這種說法。」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魯迅在六十年前便否定這種說法。

    　今年香港書展遭遇輕颱，但因兩岸三地文化明星雲集，七天創下92萬人次紀錄。不過也有媒體指出，靚模寫真是吸引大量青少年參展的原因，媒體人閭丘露薇在部落格表示，韓寒在書展的火熱被電台主持人拿來與靚模相比，而韓寒在傳統媒體的版面，仍被靚模比下去。他表示，儘管貿發局想把香港書展打造成一個品牌，但現實來說，香港人不看書，熱中購書的似乎是來自大陸的讀者。

    　香港政黨民建聯在書展前作了一次電話調查，發覺在五百名受訪者中，有三成受訪者一年內未曾看過一本書。閭丘露薇說，媒體的報導也很有意思，有些著急表示：「三成人不看書，政府研對策」，有的則很欣慰：「港人不愛看書？三成而已」。

    　香港不是 文化沙漠

    　儘管如此，許多往來港台的文化人也同時焦慮，台北是否已不如香港？香港作家梁文道以一篇〈台北書市的沒落〉批評「台灣書市處在常銷書不斷萎縮，暢銷書則排山倒海的畸形狀態」。台灣文化評論者張鐵志也以一篇〈台灣比香港更有文化？〉討論台灣文化評論刊物的減少。

    　然而，更多香港年輕作者仍對台灣出版表示傾羨。香港電影發展局近年成立電影發展基金，試著透過政府投資方式再現香港電影榮光，而這是向台灣新聞局的輔導金計畫借鏡的。

    　儘管香港文化人不甚滿意，但我們仍得說，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在香港書展年度作家劉以鬯的讀者見面會上，一位讀者表示，《酒徒》是充滿香港特色的文學作品，「香港1962年就有了《酒徒》和別的創作，20年後還要說香港沒有真正的文學，那就實在太可笑了。」中國知名部落客韓寒也在讀者見面會上表示，「香港這麼多好電影，怎麼會是文化沙漠？」魯迅也說，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香港地位僅次上海和北京，許多現代作家曾到香港客居、定居或訪問，魯迅即為其一。大陸作家止庵表示，魯迅和胡適兩度到香港演講，但他也透露，魯迅非常不喜歡香港，但其他城市他也沒喜歡過。而胡適對香港印象則非常好。

    　香港成立 南區文學徑

    　香港作家小思去年曾出版《香港文學散步》，讓南區區議會靈機一動，趁書展揭幕前宣布設立「南區文學徑」，並印製地圖及明信片，鼓勵遊客追緬。曾經居住在香港島南區的當代文學家就有張愛玲、蔡元培、許地山、戴望舒、蕭紅5位當代文學家。

    　今年香港書展特別在文藝廊內展示「文學大師在香港足跡」並邀請大陸學者止庵和香港詩人廖偉棠談談這些作家和香港的關係。

    　「我對文化香港的發現，戴望舒是個橋樑，戴望舒帶著我去看香港。」戴望舒是廖偉棠的偶像，因而常在詩歌中提到他，他說，「戴望舒在邊緣想像中國」。不只戴望舒，他也時常在詩歌中紀念那些曾在香港居住的大陸作家，在他的詩歌及攝影集《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中，提到的幽靈中就包括戴望舒、蕭紅、張愛玲。

    　對日抗戰期間是作家到香港最多也是創作量高張的時期。包含張愛玲寫了《天才夢》，蕭紅寫了《呼蘭河傳》，戴望舒寫了系列詩歌。1949年後，張愛玲再度到香港創作大量電影劇本、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除張愛玲，茅盾來過香港三次，並在1937年來港，完成《第一階段的故事》，1941年再次來港，茅盾又寫了小說《腐蝕》。

    　止庵表示，因為語言問題，這些作家難以進入香港生活，因此多寫文人圈子，讀者並非香港人。但張愛玲仍有多本香港相關創作，如《燼餘錄》、《小團圓》和《重返邊城》等。

    　周作人未曾來過香港，但1960年代曾在曹聚仁介紹下，為香港媒體寫文章，而周作人抱怨，香港的稿酬比大陸低很多，要求寫的層次也很低。這多少反映香港之於大陸的文化地位。

香港新世代搖擺跌撞從傳媒語言搶回臉孔
    * 2010-08-01    * 旺報
    * 【文／狂草 （香港出版人）】
    　香港書展可說是得力於陣外力量，讓本土作家在韓寒熱潮以外，閉幕以前，乍現書寫新力量。本年貿發局顧問老師小思，向大會當局推薦一批新晉作家為「香港作家巡禮」名單之列，袁兆昌（阿昌）是其中一人。他從校園小說《超凡學生》爆發出多股寫作力，曾在大陸出版作品，近作《大近視》稍見成長痕跡。兩年前，他涉足出版界，今年年初便見他在台北書展蹦蹦跳跳，帶來香港本土作品參展。七月，他以作家身分出沒，應邀出席香港書展官方講座，並邀請文化工房作者群，一同為書展尾聲添上本土寫作微光。

    　香港書展閉幕前夕，會展會議室有一場講座：「香港『八十後』小說的六種可能」。由阿昌引進各路尖兵，與廣大讀者分享香港小說作家近十年的處境與題材的變化，從閒話家常到尋夢尋根，迴響不小。「八十後」是最近香港傳媒對「憤青」的「騎劫」式歸類（本報二月曾有專題討論過），傳媒語言暴力風行，作家就順勢「反騎劫」：講者年齡層其實橫跨四個世代，從六十後到九十後，各有成長背景與寫作風格。正因他們有話想說，「反騎劫」試試反應亦無可厚非。結果，還真有人為此而來！他們不禁為此歡呼之同時，也為此感到有點黑色幽默。

    　填方格的 人生檢測力

    　在座講者分別為俞若玫、袁兆昌、亞文諾、車正軒、紅眼和黃怡，四男二女，老幼無序，作品已獲社會認同──獲文學獎與發表機會、受藝發局資助出版、有出版社支持等，在電子出版漸受重視的當下，他們仍堅持以紙品出版示人。到底他們還是具人生檢測力的作者：「我要先自首──我其實是六十後的。」俞若玫是在座最年長的女作家，容顏則比阿昌年輕，小記又如何猜得出原來她是六十後。還好，有書為證：「《小東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了。當初創作十分純粹，亦與當年的傳媒現象有關。近年我參與、介入社會運動，思想起了變化，寫成書中收錄的、新的五則小說。」若說台灣小說在句式上多有綿延細長的特色，她的小說則可說是完全相反：簡潔得幾乎無話可說。「那時（九十年代末）我為報章飲食版副刊供稿，編輯要點新意，便要我寫八百字小說。」這多少與副刊生態相關：「別以為副刊編輯如何高尚，在與日夜追逐的時刻，有時真的只為填滿方格而已。」香港文學作品竟可從飲食版誕生，確是異趣。

    　高中生黃怡，在因緣際會之間，也接受了這種稿約：「是阿昌找我寫，就每周寫一篇……」阿昌打斷黃怡的話題，交代了相識過程（學校講座、老師推薦……），並附上小插曲：「一如俞若玫所說，我是接受了填方格的稿約。那稿約很有創意：編輯請我根據時事寫作小說。我寫得很痛苦，發現還是不行，於是向黃怡求救。」黃怡這個救星一出，簡直是搖晃了整個文學圈！大家都談論「黃怡」到底是誰，為甚麼高中生會擁有這種筆鋒，還是有人假託身分，做「影子寫手」？編輯甚至要刊出全版專訪為事件「澄清」，讓這個「小丫頭」來個暴走甫士，跳脫地幽默。兩年後，她把報載的一籃子作品結集：《據報有人寫小說》。當地著名作家許迪鏘的書評就形容她的小突顯了世事的荒唐與荒謬，跟傳統的現實或寫實小說很不一樣……予人以閱讀年輕作者作品時罕有的愉悅。」看來她的早慧，足可靠近許多成熟的作家。最近，她獲第37屆青年文學獎小說冠軍，相信未來數年，在她身上會有難以間斷的話題產生吧。

    　尋找臉孔 的歲月

    　真正「八十後」的紅眼，則以《紙烏鴉》「殺狗」故事作開場白，探討人生所遇的吊詭：「我自小就不喜歡狗……不至於討厭狗，可又提不起勁去喜歡、去接近的。我不害怕狗，卻總有人以為我其實害怕狗。我要跟別人說，我其實是不喜歡而已，又心虛自己到底是害怕還是純粹的不喜歡？「他為了弄清這個看似無聊的念頭，於是寫了」殺狗「：」故事有個專業的殺狗者……「這個故事奇才，一開腔就停不了，下刪千字，仍有千字。據聞，他有四十萬字仍未面世，速度可謂直逼董啟章。他在年初到台北書展推廣《紙烏鴉》時，亦有提到香港的出版困境，今次參與香港書展，他倒想談談作家身分：」香港傳媒以這個（八十後）詞語來塑造社運份子的『激烈』，其實是期望把所有年輕人模糊化。他們在社會裡已經沒有臉孔，只有世代給他們塗上的、一個個虛假的臉譜。「這群作家，就在這種奇特的年代背景一直寫作：」八十後，是有臉孔的。「

異聲與自我

至於亞文諾的《獻給上上》也有殺戮場面的。他寫的故事，多在沒有因果論的佈置下，讓讀者措手不及。在六人合集《走著瞧》裡，他的小說被安排黑色版面，文字反白：」我其實只想說個故事而已。「這種天才型的作家，到底是如何成長？」我中學畢業後，想做設計師。後來發現香港只需要『設計員』，沒有夢想，於是打工。「他現職文員，晚間寫作；排除」多餘的社交活動「，專心一致。書稿一本又一本，弄得阿昌編書時大叫救命。」我們申請藝發局資助，並不是每次都順利的。「阿昌補充，亞文諾當時說：哦，這本不行嗎，就另一本吧。二話沒說，就拿另一個書稿來。這種毅力從何而來？」別人以為寫作小說得靠日常觀察，我則覺得，有許多事情，你還是不能寫的；明知可寫，也不是沒能力寫，只是，你不能寫。「這就是他為現實故事人物保守秘密的美德？」或者可以這麼說：我其實不需要這些（養份）。我有許多故事可寫，真的不用藉此（現實）來供應文字。「

談到寫作緣起，另一個真正的」八十後「車正軒覺得，想寫，自然會寫。他不會勉強自己出書，認為仍有許多事需要他關心：」最近，我在為劇團製作網站，又為不同機構拍攝和剪接錄像。「他沒有打工，幹自己想幹的事情，寫作小說，是一年多前他最想做的。旺角是他土生土長的地方。《小說旺角》就是一年多前結集的短篇小說集，其中有寫販賣走私香煙的少年，怎樣在一個類似旺角的社區生活，如何差點戀愛了。書中有湯禎兆與《城市畫報》記者的序言，又輯錄香港作家（小思、崑南、梁文道、董啟章等）對旺角的回憶，與小說的虛擬世界相比，記憶與真實又可以這麼交織的。他曾在數年前到台北居住了一個月：」當時，就想躲起來寫作。在香港，我找不到別的地方，而台北在我心目中，空間較大，也較寬廣，於是……「他在這個月內，完成了幾篇小說，其中一篇，就是書中末的〈墾丁少女〉。香港城市景象湮滅得很快，他總結的異地經驗，或者就是對自己歸宿的一種救贖。

阿昌不諱言，自己純屬心態上的」八十後「。提到近年香港文學雜誌蓬勃的現象，造就了紅眼和亞文諾得以結集出書：」當初，他們在雜誌獲得前輩編輯肯定後，我就問許編輯，可不可以讓他們結集出書。「從讀者身份到出版人，阿昌亦有作者身份：」十年前，我也這麼投稿，那時電郵才普及，我就一口氣投十多家出版社。那時仍是中學生，不知道投稿也要來技巧，於是獲得兩個答覆……「出書後，《超凡學生》為他帶來意想不到的發表機會，才開始陸續出書。《超凡學生》有反建制的暗湧，對教育制度的不滿與戲謔，跳躍式的語言風格，竟受中學生歡迎，數年間以萬冊暢銷書市。現在，他很享受為作家朋友出書的感覺。

年代創傷與不幸，往往造就出色的文學作品。當下香港政制的傷痕，新舊作家為香港喜、為香港悲的同時，在異常的世局找到自己寫作的路標。政制之禍未必小，卻有當下的小幸福：在香港書展的台上聚首，漫談各種」可能「與」不可能「，總結大家至今的經驗，已夠溫暖。



小出版社當毒藥填寫書展地圖的空白
    * 2010-08-01    * 旺報
    * 【袁兆昌（香港詩人、編輯）】
    　我們的作品，大多是坊間所說的「毒藥」。我當然不認同「毒藥」論，不過也不得不面對「賣2000本才可歸本」的現實。我相信，香港書展暫時未有小出版社為賣「毒藥」而參展。就讓我們前來，以「毒藥」填補書展地圖的空白吧。

    　「文化與文學」是出版界的魔咒。香港文化人對這種小出版社特別關懷，是基於它們（將會）遇到的處境：在「連鎖」經營的大書店裡，店長願意放置它們的書嗎？每年一度的香港書展，主辦機構願意給它們參展的機會嗎？今年，我以業餘出版人身份在香港書展參展，經歷了短暫而深刻的籌備過程，始知小出版社的「困境」原來如此。

    　香港書展 攤位租金高

    　營運潛規則：加入「商會」書展租金，向來是小出版社經常遇見的門檻：公價$21,735（港幣，下同）。這是小出版社一年的倉庫租金了。坊間常言書展會場人擠難走，皆因租金高昂，各出版社都需極速歸本：租金、運費、宣傳費、裝潢與設計費、人工……它們要在一星期內，於書展場館建成一家具特色的書店，讓讀者都樂意進場。無人需要向出版社解釋，為甚麼有這種價格的租金──旺角二樓書店鋪租低至萬餘，號稱幾十萬人潮的七天書展則可叫價二萬多。

    　如果小出版社仍想參與書展，卻又欠缺資金的話，其實仍有方法的。香港貿發局每年邀請不同機構協辦，這些機構包括香港出版學會、香港圖書文具業商會等，並有近年成立的香港中小企書刊業商會。由於它們屬協辦機構，參與書展都有八折優惠；如果是NGO更可低至半價。「成為會員就可享有折扣優惠」，原來並非只是商店熟語。

    　小出版社要有議價能力，就需加入這些學會或商會。至於小出版社決定靠近同業，共同爭取福利，是營運的時間成本；大家到底是為書展而出版，還是為出版而出版，大家要付出哪種時間成本來看待自己的出版物，相信是各「出版商」可另起的議題了。

    　七天要賣 兩千本書

    　可惜，文化工房不屬任何商會的會員，更不是NGO。我業餘經營出版，為的是興趣：把一直愛讀的書種，共諸同好。如何將興趣發展下去，成為營生的條件，出版生態的現實並不容我有樂觀的期許。向當局查詢約一個月後，終於獲得參展的答覆：如果不符商會會員與NGO這兩項條件，租金不打折。

    　7天內，賣2000本文學書？於是，我的手指和計算機都繁忙起來：7天內，能否賣出2000本文學書？要賣出2000本書，才可回本。文化工房最暢銷的三種書：葉輝《書到用時》、《臥底主義》和許迪鏘《中國語文不難學，為甚麼我總是學不好？》，每季所錄得的銷售量約100至300；我要在 7天內，追上全港書店銷量的10至20倍。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嗎？

    　偏偏在因緣際會之間，我們有8種書（崑南、健吾、俞若玫、飲江、亞文諾、陸穎魚、洛謀、陳麗娟）須在本月推出，如果7月只散見書展，8月在書店擺放而因此銷量不理想，實在愧對作家朋友。為了讓這些作品在書展有參展的機會，讓更多人認識作品與作者，我和伙伴商量後，決定「就算蝕本，也要參展」。

    　無意為之 的隱喻

    　無論在哪個城市開辦小出版社，都有它的經營「困境」。倘有人為出版地圖集而創社，這人要處理的地圖版權費、逐年更新的資料、四色印刷的費用……所遇的「困境」，一定不會比其他出版社小。這向來是經營者的事。要在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木上不斷翻跟斗，博取讀者賞識（購書），持續獲實際支持，才有生存下去的條件。

    　書展地圖的空白如何填滿出版社專營讀者群小、出版成本高昂的書籍，是帶著理想走往末路的行徑。我遲來的決定，為當局帶來許多行政的不便，他們的一直忍讓，專業態度令人敬佩；他們無法在這短促的時間內，為我們在書展地圖左上角盡頭那個（本來）空置的攤位，加上文化工房四字，我們當然要自行負責。然而，這又何嘗不是香港書展與我無意為之的隱喻：初出道的小出版社在香港書展的「缺席」，在形式上仍然生效。幸好，我們獲當局允許，借得書展地圖來為自己宣傳；我們也將發揮創意，在場外向讀者公佈我們今年的出席。

    　我們的作品，大多是坊間所說的「毒藥」：詩集、文學評論……等。我當然不認同「毒藥」論，不過也不得不面對「賣2000本才可歸本」的現實。我相信，香港書展暫時未有小出版社為賣「毒藥」而參展。就讓我們前來，以「毒藥」填補書展地圖的空白吧。

    　（原刊於2010.7.22《明報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