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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48到1949》：一本尚未寫出的書

    * 2010-10-31
    * 旺報
    * 【文／朱生堅】

    　《從1848到1949》這本書裡的願景……是要落實在更進一步尋求「解放」：絕不僅僅是解放生產力，更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的、言論的、信仰的、行為的束縛，解放中國人的智慧和力量，解放各種各樣的創造力。

    　這是幾個月前，我偶然想到的一個書名。

    　我沒有能力寫這樣一本書。我認識的人，似乎也沒有誰能寫這本書──要不然，我就可以直接告訴他/她，用不著費這番功夫寫出來廣而告之了。

    　從1848到1949，一個繞口令似的數字遊戲。可是，誰都看得出來，把這兩個年份放在封面上的，不會是一本輕鬆好玩的書。

    　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它們都是人類歷史上了不起的大事。

    　這兩者之間的101年裡，有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上的很多重要事件、重要年份：兩次世界大戰，亞非拉的一些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等。把視野再擴大一點，那就更不得了：很多人出生，很多人死去；很多悲劇，也有一些喜劇，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發生；很多書出版，很多場戲和電影上演，其中很多被遺忘……等等。

    　當然，《從1848到1949》不可能、也沒必要把所有這一切統統鋪陳出來。因為這個書名已經決定了它的一條主線，那就是：全世界受苦受難的人，全中國受苦受難的人，都要得解放。如果這本書只能有一個關鍵字，那就是：解放。

    　儘管在《共產黨宣言》裡，幾乎從頭到尾都是兩個階級的對立和鬥爭，儘管在《毛澤東選集》第4卷即「第3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特別是臨近 1949年的那些文章裡，平均每一頁肯定不止一次出現「蔣介石」這個名字，儘管直到今天，還有那麼多受苦受難的人，還有那麼多對立、衝突和鬥爭，儘管如此，「解放」，作為尚未寫出的《從1848到1949》的唯一的關鍵字，應該超越這一切，超越國家、民族、階級和黨派書──所謂「應該」，說的是這本書的內在邏輯和理想訴求；一旦落實到歷史，「解放」就無論如何也離不開這一切，否則，邏輯和理想只是空談。

    　但是，現在畢竟已經到了2010年，而且，這是一本至今尚未寫出的書，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提高一點要求，要求它儘量做到兼顧歷史、現實和未來，或者，用一句套話來說，把歷史的東西和邏輯的東西結合起來。

    　這並不是讓歷史的東西來演繹和論證邏輯的東西，進而宣佈今天的一切符合人類社會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這樣的把戲我們已經見得夠多了。《從1848到1949》這樣一本書之所以值得期待，真正的目的在於：從世界的和中國的「大歷史」脈絡中，尋求立國之本。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7屆中央委員會第2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說：「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60年坎坎坷坷，七高八低。我們好不容易號稱「崛起」，可是在精神生活、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這些層面，以及相關的制度層面，還有很多大問題。不管怎麼說，在一個輪回之後，重新尋求立國之本，終究還不算太晚，以往不諫，來者可追，如今倒也正是時候。

    　多少年來，我們的眼光總是盯著從1840到1949，也就是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連去年建國60周年之際推出的《復興之路》，主體部分也是如此。這樣一套話語，無疑包含著足夠強大的邏輯。但是，進入第二個60年了，該有更深厚、更寬廣的說法了。這也是為中華之崛起尋求一個更深厚、更寬廣的根基。

    　當今之際，「國學」甚囂塵上，「大師」層出不窮；左右兩派，各執一端；專家學者，東奔西走。「尋求立國之本」，這個看起來比剛剛提上日程的「社會建設」還要激動人心的議題，會讓所有這些人都覺得自己有一肚子的話要說。其實，他們所說的大都是正確的陳詞濫調，不痛不癢，人云亦云。概言之，傳統固然是要的，但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傳統不在大師們的嘴巴裡，而是在中國人的血脈裡。東西方各個國家的經驗、理論和思想固然是值得借鑒的，但是真正的經驗、理論和思想不在東西各國的文字裡，而是在實踐（這裡所說的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個意義上的實踐），在解決各自的現實問題的成功和失敗裡。

    　尋求立國之本，跟社會建設一樣，需要扎實、細緻的工作，而且，絕不是一個或幾個天才的腦袋可以解決的問題。它需要很多人正心誠意，為之殫精竭慮。他們要有真學問、真見識，要有大氣魄，還要有深邃的眼光，能夠穿透現實，通徹人心。而我們所期待的立國之本，當然要有中國的傳統和現實的特殊性，也得有世界各國人民大都能夠認同的普世性；既要讓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獲得源源不斷的力量，也要促使中國在全人類面前展現出一個鮮明的、與世界各國各民族和諧共處的形象。

    　說到這裡，忽然發現：這顯然不是任何一本書所能完成的任務。但是，這應該成為寄託在《從1848到1949》這本書裡的願景。退而求其次，它還是要落實在更進一步尋求「解放」：絕不僅僅是解放生產力，更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的、言論的、信仰的、行為的束縛，解放中國人的智慧和力量，解放各種各樣的創造力。

    　我期待這樣一本書。但是，我真不知道，亂象叢生的「國朝學界」，有什麼人可以來寫這本書──並不是非得寫出皇皇四大卷，一二百萬字，七八十頁參考文獻和人名索引。至於海外學界，我也懷疑，就算充分具備所謂主觀條件、客觀條件，但是缺乏切身的、痛心徹骨的關懷，寫出來的東西，有什麼意思。

    　無論如何，我願意奉獻這個書名，然後，等著。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