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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被歷史束縛的古都》葛亮談我的寫作我的城 
 
2010/12/12 | 旺報記者黃奕瀠／紀錄報導

在香港教書的葛亮，受邀出席香港書展，並以「朱雀七聲--我的寫作我的城」為題發表演講。葛亮出生於南京，以「家城」為書寫背景，耙梳近百年的歷史，回望了這個六朝古都，已在香港十年的他，屢屢回鄉看到的是城樓的消失與現代資本主義商店的入侵，家城已然改變，使他不得不透過文學保留南京的「優雅」。演講摘錄如下：

《朱雀》和《七聲》是我兩本關於南京小說的名字。我以「家」的感覺來寫這座城市，我一直說南京是我的家城。南京有個文化標籤叫「六朝古都」，區區三百年時間就為這座城市定下某種基調，相較很多古都經受眾多工業化和現代化洗禮後的改變，這座城市似乎還保持一種優雅、帶有尊嚴感的堅守狀態，這也是我想為這座家城說點東西的初衷。

香港有詞叫「集體回憶」，很多人會為了一座碼頭、鐘樓，而抗爭而心碎。但對我的家城來說，集體回憶是腐蝕的狀態。南京是座歷史遺跡豐饒的城市，但當我離開家城來到香港，處於返照的狀態時，突然發現南京的豐饒其實有點「遮蔽」。這種豐饒給了身處其中的我們一種歷史的奢侈，來到香港才發現這種奢侈感帶有蒙昧的色彩。

無法迴避的歷史

走在曾被稱為民國第一主線的南京中山路上，當陽光從細碎的枝葉間曬到你身上時，你忽然感到和這座城市的歷史同生共死，這就是我說的奢侈感，身處其中未見其端，在那一刻，你會覺得關於南京的想像忽然間得到驗證。我的朋友對南京的感覺就是優雅，這是他的想像。但他去南京時，正是中國風雲激盪剛塵埃落定的70年代末，大家都知道當時政治風暴對中國的席捲，南京也無法迴避這樣的狀態，所以他看到的南京是粗糙的，毫不優雅的，甚至有點粗暴的感覺。雖然我們對城市有自己認知，但城市也在常與變的過程當中不斷改造。

促使我提筆寫《朱雀》，不是習以為常的優雅，雖然這種優雅感是很多經典文學帶給我們的「堅固友誼」。如《儒林外史》中非常著名的一段是，在南京這座城市裡，平民酒保都有煙水氣：兩個挑糞的平民完成一天工作後，先到柳年泉茶社喝上一壺茶，然後去雨花台看落日。即使是最底層的勞動階層，都保留剛才我朋友期待看到的優雅感覺。但我寫南京時，沒有被這種優雅感覺激發。

在我年少時，北京東路附近有個殘舊古老的民居，一行斑駁的字「要鬥思批修」寫在外牆上，這五個字反應了凜冽的文革時代。古老感和這種斑駁政治意向間的交纏，造成非常強大的衝擊，讓我想為這座城市寫點東西。我開始寫《朱雀》時，便透過外來者眼光書寫：一個祖籍南京但生於歐洲的華裔青年。當他回到這座家城，引出的是將近一個世紀的城市個體、家族的流轉。書寫時，我便感受到年輕人看待城市延轉，無法忽略歷史。

建構歷史的場景

有朋友問道，像我這麼年輕的人，怎麼處理歷史，會不會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其實我也有過質疑，因為年輕，我錯過中國很多重要的斷代，包含最近的「文革」，當然還有1937，寫南京沒辦法隨便跳躍過去這些歷史。一位前輩作家說，我們的優勢就是「歷史的見證者」，而你們是這個歷史見證的接納者，所以我們寫作歷史是為了見證，你們卻是想像。想像帶來的氣場事實上是把雙刃劍，一來沒有事實的縛累感，但呈現給讀者的那些故事需要一定的信服力。所以我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思考如何讓歷史不僅只是資料呈現，還得有一種場景，能被我深入建構。

我處理1937這段歷史是非常苦痛的。那段我們看來簡直不堪回首的歷史場景建構，對我本人而言，意義相當巨大。除了資料堆砌外，作為一個南京人對這段歷史的感知及對這段歷史的再現，有種非常微妙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可能是結果。所以後來我寫到這個段落時，自覺有點難以抽離。我讀的大學有很多留學生，為了對他們灌輸愛國主義教育，新生報到頭一天，學校就發給他們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我們知道這段歷史非常嚴重，但外地人是否真能體會這段歷史對本地南京人的衝擊？我作為一個南京人尚且不能完全理解，但當我寫完這個段落時，便覺得這種心有戚戚絕對不僅是浮面感覺，還有一種對歷史的觀感、信念，以及歷史的磨礪，這種歷史經過很長時間的積澱，再反芻會讓人感到崩潰。雖然大部分都是史料，但由我所建構的情景對自己的衝擊還是相當巨大的。

外地人眼光回望

這部小說是一個青年人的切入。我覺得城市的歷史對一個青年人首先產生的是一種敬畏感，這種敬畏感有時會產生阻撓，讓你卻步的。大多數的青年作家可能也會面臨這個問題，當你面對歷史浩瀚時，可能會想到退縮，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如同我在這本書後記中寫的，就是以何種身份審視來讓你看待這段歷史。

我寫到了一個小故事：有種香煙叫做「南京」，上面有著一個辟邪 logo，這個辟邪就印在煙盒上面。當本地居民已對此習以為常時，外地人卻問這是什麼？我發現他對這個東西的好奇遠遠大於我們這些局內人對這個logo的認知，它的來源、來歷，以及它在這座城市裡的意向和意味──為什麼要選擇它作為南京的代表，甚至是一個代言式的文化座標？我發現，對一個城市乃至對一個事物的認識，從外部看和身處內部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好奇的態度刺激你去思考並試著深入其中的欲望，和你身處其中那種蒙昧而麻木的狀態，其間的分野非常巨大。

讓我開始試著瞭解這座城市的轉折，就是從一個家鄉人身分抽離出來時，這讓我能去扮演一個外地人，重新認識這座城市。這時的著眼點不再是我剛才說的南京文字性的記載，而是更為民間的切入，我採訪一些當地的平民老人，向他們討教如何看待這座城市歷史的發生。我們現在回憶起來慘烈的東西，如文革的種種，在他們的口中時常是雲淡風輕的，甚至當他們以頌揚的感覺來訴說當時的血雨腥風，剎那間我是驚異的。但是後來我便理解了，經過多年的蒙昧沉澱後，民間的南京居民對於歷史的認識，恰恰是這座城市容納與包容的感覺。這種容納與包容的感覺，讓人們對歷史產生另外的積澱，有了另外的印象。

所以我在寫作《朱雀》時，確實偶爾會帶入一些比較輕鬆的表述，會和某些歷史段落產生反差，包括後期我透過線索人物李婷婉的遊走來發展故事。她並非南京土生土長的年輕人，但她對家城有種好奇，對祖輩有種尋根的眷戀，因此，當她進入這座城市時，她看事情的角度在某些層面替代了我對歷史的切入認識。

《南京 被歷史束縛的古都》透過創作保留南京的葛亮
 
2010/12/12 | 旺報記者黃奕瀠／專題報導

在港台兩地出版多部作品的葛亮，日前在大陸出版《朱雀》的簡體中文版，引起媒體討論，但其關注的並非作品本身，而是葛亮何能引來莫言、閻連科在內等大作家的背書？除了文字受過港台文學獎光環的加持和砥礪，葛亮出眾的家世背景才是焦點：他的太舅公是陳獨秀，叔公是「原子彈之父」鄧稼先，祖父是藝術史家葛康俞。

儘管為躲災禍，葛亮父親被迫學理科，但藝術基因卻仍刻在血脈中，於是逼迫葛亮閱讀與繪畫，養成他的寫作能力。在香港攻讀博士班時，葛亮就出版了三本小說，並得到港台多項文學獎。在香港的生存壓力讓他無法全職寫作，但香港對於文化古蹟的保護運動卻又反過來提醒他家城歷史的富饒以及生活於其中的所有不經意。第一本長篇小說《朱雀》終花了五年時間完成，在紙上留下一個消失的南京。

「在香港的經驗讓我有危機感，特別是香港人對集體回憶的重視。」葛亮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說，香港是觸動他寫南京的原因，而他有如此感觸，正是因為認為「香港是個沒有歷史的城市」，所以香港人「保衛」殖民歷史的強悍讓他驚訝，體認到這是個集體意識，為此香港人會反抗、會流血。

「一個歷史遺跡放在南京，走到大街上你就忽略掉了。」葛亮認為這種城市發展犧牲掉歷史遺跡的反抗，在南京根本就不可能發生，因為南京太多這樣的東西了，但在香港讓他體認到，原來這些東西這麼有價值，真的能夠承載一個城市最關鍵的或是最核心的文化底蘊。香港於是為葛亮製造了寫作的迫切感。

在葛亮另一本短篇小說集《七聲》中，便有一段描述他對南京的態度：「擔著六朝古都的名聲，南京或許是中國大都市中，現代化進程最為緩慢的一個。所以地方官員要在南京取得政績，是殊為不易的。」他認為，南京人過生活以舒服為要義，是「過日腳」，所以對未來沒有野心。即使如此，中國現代化的壓力仍逼向南京，拆遷和反拆遷的新聞仍時有所聞，在2009年甚至有市民上書為南京一處歷史保護區吶喊，葛亮訝異發覺，有人為了保衛南京和房地產商對抗。而他能做的，就僅僅是透過寫作保留他。

在香港書展的演講中，葛亮以南京重要地標夫子廟為例說，有一年回到家鄉，突然發覺旁邊重要餐館茶館樓下出現一個巨大的金黃色字母M，原來這家店難以維持經營，不得不把樓下租給了麥當勞，「一剎那我感到了撞擊，你發現這個城市默默無奈變化。如果有一天，這些你習以為常的東西都蕩然無存了，那你唯有一個方式留下它，就是在紙上。」葛亮借用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為概念說，最後大家都依賴書冊來理解追溯城市，如同依賴典籍想像古老的城市，古老的南京。

「南京的土，或許是包容力的所在。」葛亮在作品中如此形容南京人，同時他也認為南京是宿命的城市，「這個城市的朝代更迭如此頻繁，300年間就經歷了這麼多古都，我們看到一個所謂的天道迴圈在一個城市裡不斷地上演。」他說，南京如此風塵，沒有接納過一個長命的王朝，就是「宿命」。葛亮面對南京快速變化的態度，或許也是南京人的包容力，和其所理解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