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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缺少根的移民城市》預言都市地景消失的創作
 
2010/12/12 |旺報 王銘岳／東吳大學政治所碩士

你簡直不明白為什麼為什麼打那時起就從不停止的老有遠意、老想遠行、遠走高飛─朱天心《古都》

電影《停車》裡最讓人難忘的就是那座魔幻詭魅的老公寓，像被時間凍結般座落於台北的幹道邊。多華麗的廢墟啊，讓洗臉盆裡出現個魚頭都顯得那樣自然。就在《停車》成為當年度金馬影展開幕片時，這座在捷運民權西路站旁的建築剛被怪手拆除一半。這一點都不讓人意外，當蔡明亮的《你那邊幾點》才走到坎城影展，台北車站前的天橋就迅雷不及掩耳的消失了。事實上，似乎自80年代台灣電影新浪潮後所有關於台北的電影，都預言了都市地景的消失，像史詩隨著傳唱而消失。

在這對於消失的緬懷歌詠中，朱天心的《古都》無疑也在其中。在《古都》中，川端康成藉著千重子與苗子這對孿生姊妹的相遇交錯，靜靜地鋪灑出一整個京都的日本。朱天心則借用川端康成的《古都》，巧妙的讓台北與京都，或是日本與台灣間成為那纏繞的千重子與苗子，相似的出身，錯綜的纏繞。

沒有根 的一縷幽魂

在台灣文學的發展中，關於台北的書寫一直是獨特的。張愛玲書寫香港的身，靈魂明顯的留在老上海的嗅覺聲響中。但當白先勇書寫台北時，筆下的主人翁似在上海，或在北京，但又不老是在那兒，反而遊魂般停滯在時光的裂縫中永世無法翻身。當浪潮來到蕭麗紅、黃春明展開台灣本土的捲軸時，台北在整個鄉土文學中失去屬於他的發言位置。台北是一個屬於移民的，沒有土地沒有根的一縷幽魂。台北似乎總是在那兒，卻又不是在那兒。也無怪乎文化人總感嘆台北是一個缺乏記憶的城市，少了點個性，投機的很。

但朱天心讓我們看到那個老靈魂還在，還在悠悠地傳唱那身世複雜的更迭。他曾經走過還未開拓筆直大道的幹道，搭乘早已被現代捷運摧毀的老鐵道向著浪漫的河口地唱出青春之歌；也或者走在移民的眷村裡看著兒時身影成為便利商店，或是撫摸著妖怪老樹探頭望著構造講究卻政治不正確的存在。當千重子的京都是那麼明門正派，連連鎖咖啡館都成了記憶中不可缺少的景象時，苗子的台北在不斷遺失中，重構只屬於某一段時光的歷史。

曾經 我記得台北

無疑的，當正史是那樣荒謬矛盾，人只好透過不斷拆解重造自身對時光的認識來述說一個都市的故事。居住在台北的人從不會將父執輩存在的當成理所當然，我們的言語裡充滿「這裡以前」、「我曾經」、「我記得」，我們永遠在述說已經不存在的過去，卻希望他是普遍於每個在台北之人的共同記憶，「以前這裡有天橋」、「以前從這裡搭車」、「以前這裡的大樓好高大」，最後讓文學中台北成了一個巨大的古老廢墟，人與螞蟻遺世獨立。

比如說在張大春恐怖至極的《城邦暴力團》這部作品中，所有的主人翁都是未顯的，不出世隱居在台北。當老漕幫高手穿著白棉衛生褲腳踏黑布鞋縱身跳躍於西門町，或是小七在青年公園擺陣準備迎接一場惡戰時，讀者是見不到主人翁清晰的臉孔。甚至小說家還安排主人翁戴上古怪的面具，連統治者都只是老爺子。但當小說中場景回到民國時代的中原，出場的人就有了出身，有了衣著的顏色，有了形象與愛憎。這多像朱天心《古都》中在京都的「我」，會想吃一碗螃蟹拉麵，會在文化景點發出喟嘆。等到那個「我」回到台北，卻失語般在淡水河岸迷了路。

這種失語，我們可以再次從台灣電影新浪潮以後的作品中看到。無論是楊德昌還是蔡明亮，甚至是侯孝賢，當主角在台北時總是不多話的。或是穿插著不同時代的音樂，或是行走在連導演自己都沒想過沒多久就會消失的都市場景。表達的總是寂寞，萎靡，總想著遠行。桂綸鎂在《36個故事》中最後放棄咖啡店決定遠行，那種情緒並沒有比楊貴媚在蔡明亮《愛情萬歲》裡最後一段在當時仍是泥巴森林公園的大哭不寂寞。

遠行 來尋找記憶

遠行，創造記憶，尋找記憶。只有藉著遠行才能回憶自己居住的都市，也只有藉著遠行，才能建構自己。但當最後回到自己認為的家鄉台北時，卻發現自己早已不認識這個地方了。

A沒有到京都，所以「我」只好回到台北。假裝自己是個遊客，卻不知身在何處。

沒想到這才是屬於台北，或是台北人的共同記憶。《古都》不過就是精準書寫出這種嚴重焦慮與失憶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