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熱鬧鬧去看書 綜觀香港大陸知名書展
2011/02/13 旺報 里克/大陸媒體工作者
前幾天和主管新聞出版的官員吃飯時,比較了華語地區的各大書展,他說,看來看去還是台北書展最好,有人氣,又有文化;香港書展很熱鬧,但書展透支了香港一年的圖書市場;上海書展的文化底蘊還需提高。官員的評價確有幾分道理。
香港書展號稱華語世界最大的國際書展,每年有近百萬人逛書展,蔚為壯觀的「長蛇陣」把展館塞滿,人潮可以從展館一直延長到天橋 ,歪歪扭扭排到港鐵灣仔站,長度少說也得有近兩公里。儘管場面有些害怕,但港人的高素質使場面不至於失控, 秩序是香港書展的一個標誌性符號。香港市民的素質和書展主辦方在安保上的巨大人力投入,是大陸任何一個書展都無法比擬的。
香港書展的冷與熱
由於在香港不存在任何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考量,它能毫無阻礙的邀請到華語地區最優秀的學者作家,比如去年邀請到在大陸有所爭議的韓寒、章詒和,而上海和台北書展畢竟還需考量一些意識形態和政治顏色,比如上海書展絕不可能邀請海外政治異議作家和綠營人士,有官方色彩的大陸作家又可能無法赴台。但是,儘管香港書展把華語世界彙聚在一起,但總覺得有點暴殄天物。如此知名的華語作家學者來了,精心準備的對話和演講,參與者寥寥無幾,港人不感興趣。比如去年香港書展上,台灣作家劉克襄精心準備了關於「食物」的演講,演講稿都列印了好幾張,結果來聽的香港讀者小貓小狗四五隻。可另外一方面,如果大陸作家談的話題跟大陸政治有關,活動現場就會爆滿,有時候會嫌大陸嘉賓不夠「反動」,由此也可看出香港讀者和大陸人士一樣,對共產黨統治和政治改革的不滿。不過香港書展最可貴的地方還在於,書展留有塊公共討論空間,這是內地書展尚不敢嘗試的。在書展上經常會有一些社會抗議和政治議題討論的項目。
上海書展文化含量較低
上海書展的模式跟香港書展類似,受眾定位就是普通讀者和大眾,另一方面,數百場的文化活動特別是幾十場專業性的文化講座和論壇又決定上海書展不僅僅是賣書的大賣場。往年不少作家學者抱怨,在上海書展上局促空間裡辦的講座根本沒辦法深入對話,只是象徵性的過場而已,因為實在太吵了,來聽講座的更多的是串門打醬油的。
上海書展也一直在學香港書展的某些特色,但上海書展最大的心病是邀請不到其他華語地區和歐美世界級的作家加入,所以它的文化含量總顯的低一些。沒有一流作家加盟,但至少很有人文含量的圖書在上海的書展上都會有很好的銷量,比如去年上海書展上剛剛出版的周克希版《追尋逝去的時光》兩卷本居然賣得脫銷,朱天心、唐諾夫妻的《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和《閱讀的故事》也賣得較好,米蘭·昆德拉新作《相遇》賣到最後連樣書都不贈送了—在嘈雜書展上,還是有真正的讀者。
大陸優勢就是在於人口基數非常大,每類圖書都會找到讀者,相應數量也比較多,這是台灣和香港所無法亟及的。所以這一兩年,台灣作者紛紛湧向大陸。這兩三年對大陸讀者,台灣文學不再是瓊瑤、三毛、白先勇和余光中了,朱天文姐妹和張大春們這一代台灣文學的「黃金時代」作家陸續介紹到大陸,隔著一個時間差,我們閱讀到了他們幾年前的「新作」,以及他們走進文壇的青澀之作。因為時差的關係,他們的舊作在大陸這裡繼續短暫享受文學榮光。
北京三大書展分析
大陸的另一個重要書展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BIBF)是國內舉辦的少數以版權交易為重點的書展,也正因為其專業性,普通讀者對其關注度並不太高,全國各大參展出版社也都只是拿出比較少的展示圖書兜售版權。出版社編輯常常開玩笑地說:「版權交易會,領導都說要走出去、輸出去,可是我們往哪兒輸?輸給誰呢?」在幾個展台,對中國大陸圖書版權感興趣的,還是以日韓和港台地區出版社比較多。現在的BIBF,主要還是國內各家出版社相互打探、展示居多,說穿了以自娛自樂為主。不過也不能完全忽視BIBF的國際性,至少它學法蘭克福書展每年都要請一個主賓國。
在大陸還有一個巡迴表演性質的書展--全國圖書博覽會,每年會在不同省市舉辦,比如去年放在了成都,今年會在哈爾濱舉辦。從全國圖書博覽會舉辦的實際效果就可以檢驗該省市的文化水準,比如之前在濟南、鄭州舉辦的兩屆完全成了政府的宣傳工程,民眾參與度非常低場面也極其混亂,兩座古城儼然已成為文化沙漠。由於圖書博覽會由各地輪流接盤,所以圖書博覽會也變相成為出版界和媒體的旅行之旅。離開舉辦城市到附近旅遊勝地遊覽,才是參加圖博會最大的期盼。有一年圖博會在烏魯木齊舉辦,全國出版商為新疆旅遊貢獻甚多,今年放在哈爾濱,說不定連鄰國俄羅斯都會受益。
每年年初的北京圖書訂貨會呢?會辦不下去嗎?不是沒有這個可能性。由於北京國際展覽中心相對「惡劣」的展覽和活動環境,有實力的出版商都不再考慮在國展內辦圖書推廣活動,周邊酒店和會議室成了他們的選擇,甚至距離更遠的大學或者書店,都可以取代國展。今年訂貨會上的主題論壇,談的問題又是電子書。這個論題幾乎已經是兩三年來所有重要書展的唯一主題了,請相同的一撥人和公司,談同樣的話題,有意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