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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死亡 余華凝視傷痕 照映生命的光亮與黑暗
 
2011/02/27 旺報| 黃奕瀠）

大陸知名作家余華日前受邀來台參加國際書展，以犀利言語展現他的直率風格，而這樣的風格也反映在他至今唯一一本散文集《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中，在這本書中，余華以「人民」、「領袖」、「革命」、「閱讀」等詞彙來解讀當代經濟發展中的中國，然而，幾乎每個詞彙裡說著的故事都離不開「文化大革命」，余華也坦言他這一代作家的創作和人生都與文革分不開，因為都在一種「集體性」裡。

以《活著》聞名的作家余華，出生於1960年，初知人世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十年文革幾乎成為他成長過程全部的記憶，而他的創作也繞不開文革，早期作品更是充滿暴力。中國評論家洪治綱在200 5年出版的《余華評傳》裡，列舉出1986年到1989年創作的八部短篇小說中，有高達29個非自然死亡的人物。

「我的寫作在血腥和暴力裡難以自拔。白天只要寫作，就會有人物在殺人，就會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後，常常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余華在《十個詞彙裡的中國》這麼形容，在一次「經歷自己的完蛋」漫長的夢後，他了解到這是文革時暴力血腥的記憶困住了他，他也因此決定終結這樣的「因果報應」，再也不寫血腥暴力的作品。

於是，文革經驗以黑色悲喜劇樣式出現在他的創作中，從《活著》到《兄弟》，中國歷史的動盪苦難濃縮在這些轉折且荒誕的小人物故事中。這些故事的元素和人物的原型，透過余華在《十個詞彙裡的中國》中描述的經歷，得到更立體且真實的現形。

醫院長大文革旁觀者

例如，《兄弟》中的宋凡平，就是從他同學和其父親一起在黃昏中行走的溫馨情景「走出來的一個人物」。余華的小學同學雖是共產黨體制中的小官員，卻難以逃脫走資派的罪名，而這個原本親切微笑的長輩被打倒後，受盡了精神和肉體折磨，總是鼻青臉腫的。最後，這個父親投井自殺了，自殺前一個傍晚，余華在大街上看到這對父子，父親額頭流著血，走路的樣子有點瘸，和兒子一起走過來，在夕陽餘暉中，他的右手摟著兒子弱小的肩膀，一副輕鬆愉快的樣子，微笑著和兒子說話。

《兄弟》開頭就是一個父親投井自殺的場景，余華描述的相當細節且血腥，而這些故事場景的真實正因他離不開經歷過的現實。「我的父親是醫生，我和家人都沒被文革傷害，我充其量只是文革的旁觀者。」余華誠實地說，即使這樣旁觀的角色，都讓這些經驗深刻到他的書寫裡，讓他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去。

避談文革憂患將至

「成長經歷能決定一生的方向。」余華表示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剛好遇到文革，因而文革對他產生決定性影響，對每一代大陸作家來說這些影響都是必然的，「我不可能在作品中擺脫文革，」余華說，這是他熟悉的生活，寫起來相對有自信一般，若要寫其他的題材，或許可以大量收集資料閱讀研究來補足知識經驗不足，但總覺得沒信心。

在新書前言中，余華寫著：「中國社會三十多年的飛速變化，呈現給我們的，就是因果關係顛倒的發展歷程。我們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擁而至的結果裡，卻很少去追尋產生這些結果的原因。於是三十多年來雜草叢生般湧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去尋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荷馬所說的不幸與孟子所說的憂患將會迎面而來。」余華說的就是當代中國過去的歷史，他認為不能單看今日的經濟中國，必須回顧過往，才能理解中國現況。

「討論當代中國必須要循源到文革，」余華指出，討論一個時代必須要關照和上個時代的連續性，現在卻反過來強調兩個時代的不同處，卻不管其內在相似之處，「這兩個時代的聯繫比我們想像得更緊密，現在很多事都是文革習氣的延續。」余華認為，若時代的演進是階梯式般逐步遞進，那麼其中的關連性會比「翻天覆地」來得鬆散。
在〈革命〉這個章節中，余華就確指了「革命」並沒有消失，「現在發展經濟的手段，和大躍進時期好大喜功、浮誇等等形式都沒有不同，現在有多少高速公路空空蕩蕩的，都變成談戀愛的好地方，更別說教育擴招等亂象。」余華說這就是大躍進式的革命。除此之外，粗暴的發展，也離不開文革般的暴力，例如對待拆遷的手段，儼然式過去政治運動的翻版，「我們在以革命的方式發展經濟，形式雖然改變了，但內在裡的革命性卻沒變。」

「革命」這兩個字今日也被移作商業之用，也被「浮誇」了。「像那個什麼鈉米鞋，還在理論階段時，中國就有了產品，還號稱科技革命。」余華笑說，這些詞彙的意涵在不同時代有不同意義，他是以自己的觀點詮釋。

〈人民〉這一章，是余華發想成書的關鍵詞彙，他在國外演講這些內容後，決心擴張成書。在這個章節中他大談六四經驗，因此也坦然面對這本書無法在大陸出版的現實。媒體紛紛將這本書報導成「在大陸被禁」，事實上，大陸出版社有意出版，只是余華不願做任何刪節，無意在大陸出版。

人的價值 遭時代扭曲

余華在這個章節中寫道：「從文革開始到今天的四十多年，人民這個詞彙在中國的現實裡好像是空的。用現在中國流行的經濟術語來說，人民只是一個殼資源，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內容用它借殼上市。」余華談他所經歷的六四，而後感嘆它被遺忘。那個時期，余華還年輕，創作正炙，他回憶八零年代對他們來說是一次思想解放，儘管政治起伏動盪，但知識分子的目標一致，到了九零年代，目標開始分歧，價值觀也多元，很多原有理想的人去做官了，知識分子也做起生意。

「全世界也只有中國有那麼多做官的作家，」余華批評，「你看，海明威有當官嗎？」西方雖也有寫作協會，但那裡的幹部作家都是犧牲寫作從事募款，不像中國是由國家養著，更給予官員優待。余華不願加入那個體制，想要保持自由，「我相信他們腦袋裡的思想仍是自由的，或許比我還自由，只是他們說話不自由，行動也不自由了。」余華特別喜歡川端康成和卡夫卡，認為川端康成教會了他書寫細節，而卡夫卡則啟發他「解放思想自由去寫」。

從書展展前記者會到訪談之中，「自由」一直掛在余華嘴上，詢問余華是否特別在意自由，為何不將他寫入十個詞彙中，余華先說原有考慮寫入，最後放棄了算是遺珠，並也表示他們過去被壓抑太久，讓他們的成長顯得刻板帶點恐怖，所以對自由的渴望格外強烈，不像生活在台灣的我們將自由當成日常用品，「雖然我們現在已在一個相對自由的環境，可自由說話思考寫作，僅僅是發表不一定自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