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的創傷與苦難 閻連科與《四書》
2011/02/27 旺報| 黃奕瀠
生於大躍進期間的閻連科,向來以作品直接衝撞歷史現實,因而屢屢遭禁。這次將在台灣出版的新書《四書》,仍是「禁書」,不過是閻連科自己「禁了出版」,因為「不為出版」才讓閻連科「解放」了自己,這本描述大躍進知識分子扭曲的作品,被閻連科視為一次「寫作上的解放」。
去年五月,閻連科受邀來台參加「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我因訪問他而結緣,到北京出差時他總說要請我吃飯,卻總因時間問題未得。這次因單純到北京探訪,加上他出新書《四書》,我想碰碰運氣,不料他未回河南,而是將長輩接到北京過年,我們因而得以在正逢冷清的這個北方城市碰了面,聊了一聊他的新書,這本書雖會在台灣及海外出版,但大陸讀者卻無緣閱讀,因為,閻連科只打算自己印刷分送親友。
《四書》的開始是由閻連科寫下一些話,說他取得了〈天的孩子〉、〈罪人錄〉、〈故道〉和〈新西緒弗神話〉四本書,分別由誰所寫,內容大概,像真是有這麼幾本書,而這四本書也以不同次序出現在《四書》之中,每每出現就代表著一種說話者、一種角度和一種書寫方式。而後,讀者會發覺,這四本書其實是作者所創造的「文體」,如文學評論者蔡建鑫所評論:「一如『四大福音』分別由不同的先知寫作彙編而成,記述耶穌生平的事功,閻連科《四書》裡的眾聲喧嘩,雖然來自同一人,畢竟也代表了作者對歷史再現創傷書寫,以不同語體形式的敘事嘗試。其企圖格局之大自然不在話下。」
四書 展現宏大格局
他的企圖格局便展示在故事一開始仿造《創世紀》的寫法,只是那個「神」是個孩子。「我喜歡《聖經》,我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沒有信仰的閻連科並不把《聖經》當成宗教書籍,而是「文學」,尤其翻譯成中文後是如此透明簡單,成為獨特的語言。「這是偉大作品的源頭,帶有豐富精神,以及對於生命源頭的探索。」閻連科說自己時常閱讀《聖經》,因為它很美。
「我想要追求解放,寫作不為了別人不為了出版,只為了自己的創作。」閻連科說,《四書》就是這麼一本作品,他知道在大陸不能出版,於是自己印刷了百本,分贈文友。「政治、制度可以約束我們寫作,但作家本能地自我約束是對寫作最大的傷害。」他認為超越意識型態和調和政治和文學是當代作家的問題,《四書》是他的實踐。
去年訪閻連科時,他便曾說過,渴望寫出一部和讀者、出版、評論、銷路都無關的作品,希望可自由寫作、表達對土地的情感,成就一次「除了自己的內心,不管其他外在因素」的作品實踐,「我非常希望現在就有這麼一次,非常自在的寫作,就算別人說我胡寫,也就當成胡寫。」他認為每個作家都應該有這麼一次摒除自覺的實踐,而不需被外在干擾,甚至是自我審查。半年不到,他已完成《四書》。過往他的創作幾乎一氣呵成,但這本「不為出版」的作品卻修改多次,甚至有個朋友讀了後認為太悲慘了,希望他改一改某些部分。
以大躍進為書寫背景
《四書》的背景是50年代中國「大躍進」,他以如同希臘神話中西緒弗受責罰而日復一日推著巨石的虛無與隱喻手法,探究一群知識分子在「大躍進」時期受到的創傷和苦難。而後,我們都知道,接下來是「三年自然災害」,也就是台灣說的「大飢荒」,數千萬中國人因此成為餓殍。為了尋求活路和自保,許多知識分子因而自我扭曲。在閻連科的創作中,這些人的命運掌控在「孩子」身上,最後,這個孩子把自己釘上了十字架。
為了「超英趕美」,中共在50年代鼓勵「大煉鋼」,連現在小孩子都知道灶不可能煉鋼,但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卻得一一答應,甚至浮報糧食產量,「我覺得大躍進更能體現新中國的激情和複雜,文革還容易理解,但大躍進的發生,簡直不可思議」,閻連科認為這更能凸顯文學性。在《四書》中,「孩子」透過非常孩子氣的「小紅花」獎賞來刺激人民「生產」和「浮報」,最後人性扭曲,飢餓吃人的狀況頻頻發生,儘管不直接批判,但在作者的筆下那種晦暗濃重不去,找不到出口,甚至以為沒有救贖。
「作家不應該迴避這個三千多萬人消失的歷史,至今甚至無文學作品描述它。」閻連科說。事實上,莫言,余華都有迂迴觸及大飢荒議題,但都不是主要故事,因而沒有掀起爭議。蔡建鑫說,來自河南的閻連科,或許以河南的「信陽事件」為藍本描述大躍進,因為信陽地區是河南當時放衛星的冠軍,所承受的後果也相對地嚴重。
閻連科說自己上學時,大躍進已至尾聲,但他路上都可看見那些煉鋼的小爐灶,是他成長記憶中的風景。我曾詢問閻連科的母親,在國共內戰期間「苦不苦」?閻連科笑著代她回答說,「她會說那三年吃不飽比較苦。」不過他也坦承地說,一開始並不為了寫大躍進,只是因為念頭一個閃過,就成了大躍進的故事。
故事中,孩子常常對不遵守秩序的人說:「如果你不聽我的話,殺了我。」孩子不是以殺戮來威脅別人,反而要求他人殺了自己。「我只是突然好奇,如果有個人一直希望別人殺了他,這會如何?」而這就是閻連科書寫《四書》的原始念頭,而不為構成一部透究當代歷史的著作,這實是一個美麗的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