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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時代的女性
 
2011/02/27 | 旺報

一般評論家認為華人女性作家的書寫比較侷限在私領域、家庭或個人，即便是面對大歷史，也多從「私」出發來看一個時代。在中國除了虹影之外，早期的丁玲和白薇也是例子。大量閱讀近代中國文學的詩人楊佳嫻便表示，像虹影以個人和身體來反應中國苦難史一般，丁玲和白薇也是同樣的典型，而這兩人更是直接以身體來談革命。

「你會發覺男性作家談歷史談革命，都將女人的犧牲視為理所當然，而這些女作家寫女人為了革命放棄貞潔，會多點同情諒解和掙扎。」楊佳嫻說。如在丁玲所寫的《我在霞村的日子》中，她對女主角被迫當慰安婦和情報人員的處境，表達同情，然而，她獲得史達林文藝獎金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卻只是一部政治小說，缺少了藝術和女性書寫的獨特性。楊佳嫻指出，後來因為政治壓力，這些女作家變得和男作家一般，也將女人的身體當成理所當然的工具，這樣的轉向後來導致非常大的爭議。

丁玲在1930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而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她最有名的事件即是被國民黨特務綁架，拘禁在南京，當時包含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羅曼羅蘭等國內外知名人士，都曾發起抗議和營救活動，而她不畏國民黨的威脅，拒絕合作，最後逃離南京，奔赴陝北，成為到達中央蘇區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歡迎。

1942年，毛澤東發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丁玲就在場，和毛澤東同坐第一排，足見她鋒頭之健，但後來她也逃不過延安整風之災，雖然毛澤東保住了她，但後來的「反右」運動，仍讓她下放到北大荒，文革時被拘禁後送農村改造，直到文革結束三年後才復出。

這個五四時期的女作家，在近代中國政治風暴中，因寫作而得寵，也因寫作而蒙難，活得像是一代中國作家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