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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行健看台灣文學環境
廖妘甄 整理/聯合報

－－中華民國筆會訪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

2010東京國際筆會年會，中華民國筆會代表彭鏡禧、梁欣榮、歐茵西教授於9月29日在新宿京王廣場飯店，與高行健對談關於閱讀、創作與對台灣文學環境的看法。高行健認為「台灣是一個獨特的對文學有重大關懷的地方」，「投身於文學的作家，年輕作家比例之多，在當今世界也是少有的」。（編者）

台灣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文學環境和氣候

梁欣榮：你在台灣待過一段時間，你覺得台灣的文學環境怎樣？

高行健：台灣，我要說，因為跑了這麼多地方，這麼多國家，台灣是一個獨特的對文學有重大關懷的地方，這是少見的；這個關懷還是從民間到官方都有，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文學環境和氣候。西方國家的政府比較沒有關心文學；政府贊助文學，是很少見的。可是在台灣，從文建會這樣的官方機構到台北市文化局，都去做文藝活動，這一點本身就是一個很奇特的事情。我們講經濟起飛，很多地方經濟發展甚至超過台灣，但是台灣在經濟起飛的時候，並沒有因為利潤法則而淹蓋了對文學的興趣；相反地促成了一個很好的文學環境，這是在台灣的現象，沒有辦法找一個地方來比。而且台灣自解嚴以後，投身於文學的作家，年輕作家比例之多，在當今世界上我認為也是少有的。

這裡頭當然有一個背景我認為是重要的，就是台灣的普及教育做得好；台灣普及教育的程度不見得比西方國家差。而西方國家雖然文化根基深厚，對文學關注的人卻很少。因此，說到關注文學，在台灣來講，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社會現象。社會各界，搞活動贊助，有那麼多文學獎，從官方到民間，甚至包括新聞媒體；台灣的幾個報紙，像《聯合報》、《中國時報》都有文學副刊，西方報紙沒有的。對文學給予這樣一種熱心和贊助，這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所以在台灣從事文學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在別的地方是坐冷板凳的。

彭鏡禧：事實上我們筆會的季刊也得到政府的支持，比如外交部、文建會跟我們購買若干份數，拿去送國外的圖書館等等。但我們堅持，給我們錢可以，但不能干涉，事實上政府確實對我們沒有任何干涉。我們都同意不應該附庸在任何條件之下。你願意支持，那很好，因為我們需要支持，要把刊物做好是需要錢的，而我們知道筆會季刊是很難在市場上賣錢的。

高行健：這點台灣各界還有共識，這是很難得的。包括台灣的企業界，他們也會熱心支持。

歐茵西：我們也接受企業界的贊助，他們也從來沒有干預過季刊的作業。

梁欣榮：台灣的問題就是我們政府的資源配置，給科學很多，給文學的不夠。

歐茵西：我們有很多文藝團體，可是不少文藝團體需要自力救濟，不容易得到足夠的幫助。

高行健：要對比西方國家，平均起來還是相當的好。西方國家有的甚至不願意投資在這上面。

當今讀者的品味下降，是新聞媒體搞出來的

彭鏡禧：再談到讀者這一部分，其實我個人是有點擔心的。現在網路普及，影響到文字、對文字的欣賞、理解，以及對文字的感情。而書面出來的東西，你也知道都會放在網路上，出版社倒掉很多。

高行健：這是大問題。當今讀者的品味下降，是新聞媒體搞出來的，造成了這種大眾化，這種大眾化對文學沒什麼好處。這是當今社會的弊病。

因為閱讀，全部人類文化的遺產都在支援我

彭鏡禧：關於閱讀，我們知道您廣泛的閱讀世界文學，當然大部分是透過翻譯的方式，您覺得中西文學是可以翻譯的，因為有很多普世的價值。那麼我想知道，這些翻譯作品中，有哪些是特別影響您的？影響的是哪一方面？

高行健：整個的文學史！我從小就讀《安徒生童話》，小時候，母親就買《格林童話》之類的書給我，那個世界就已經是我的世界了，雖然當時跟外國人完全沒有往來，可是因為家理的環境有這個條件，所以我從小就接觸到這個世界。我孩子的時候，安徒生就是我崇拜的對象；到了十歲左右，我寫的第一篇小說，就是讀了《魯賓遜漂流記》以後，自己在一個筆記本裡寫，講一個小孩子的漂流，裡頭還有黑人跋山涉水的故事。那時候也讀了很多Dickens那個時代的小說。等到了大一些，讀法國文學，像是福樓拜、巴爾札克、左拉，俄國的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西方的現代作家，當時所能找到的，最早是羅曼羅蘭，然後是亞埃利亞、阿拉貢等等；美國作家和詩人也讀；詩我也讀了很多，從但丁的《神曲》到美國的十九世紀初。

我讀書的方式，可以說像是個書呆子。大學時候的讀法是我自己訂的，這一個學年我如果要念德國文學，就把圖書館裡所有重要的德國文學譯本讀完。比方說歌德的《浮士德》，在大學裡，第一卷是借不到的，總是在流傳，可是等我讀完第一卷要借第二卷時，只看到十多個借閱章，等我讀完第二卷要借第三卷的時候，我是第一個蓋借閱章的。也就是說，當時那所大學裡，沒有一個人在我之前把《浮士德》讀完。我就這麼讀書的。當時凡是圖書館有的書，有名的作品，我按著卡片來借一遍。

我到哪都跟圖書館很熟，中學時代，我們自己學校的圖書館很完備，京大附中，是教會學校，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的藏書比後來的大學還豐富。後來到南京市圖書館，藏書更多，就在我們家旁邊，十五分鐘的路。後來到我大學裡頭的圖書館借書，我跟圖書館員都交成朋友，也從來不給他們丟書，因此不受只能借幾本的限制；有的不開架但是我可以進去，包括當時我們外語學院圖書館，有些書是不對學生開放的，而我獲准進去找，一出來就是一書包的書。所以說我的認識，是一個充分的認識，全部人類文化的遺產都在支援我，我沒有理由去拒絕。當然每個人有偏好，但我因為愛看書，沒有特別偏好。我不了解的東西，就想要了解，在大學圖書館看的很多書，只有我唯一借閱過，包括北歐有一個作家，叫依可索，是丹麥作家，寫了四本還是五本的長篇，竟然中國當時翻譯出來了，學校沒有一個人借過。這個長篇，講丹麥的工業運動，這我就有興趣了，怎麼有這樣一種社會，工會上街遊行，跟我們看到的都不一樣？難以想像居然有這樣的一種社會！整個文學史提供我一個巨大的世界（彭鏡禧：一種不同的視野！），這麼豐富，這麼有趣，這樣慢慢就形成了我自己的一條路。

三十公斤的手稿，燒了足足一星期

梁欣榮：所以您當時的閱讀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境界。可不可以談一談您自己的創作？

高行健：我大學時就開始寫劇本，寫了很多劇本，小說也有，長篇也有，當然這些東西後來都銷毀了。到了文革的時候我有整整一皮箱三十公斤的手稿、筆記和日記本，要消滅這一皮箱的東西，我足足花了一個星期！每天晚上，我準備一個煤爐，旁邊有一個水桶，把手稿往煤爐裡塞，還不能塞太多。要把它們充分燒掉，燒掉以後把灰鏟到水桶裡，然後在天未亮之前倒到街上的公共下水道。要把那三十公斤的紙張消滅掉，不留下痕跡，當時非常緊張，如果煙冒出去，別人就看見了，因此我都要等四周全都熄了燈之後，才開始燒，燒到將近天快亮。

歐茵西：那時候心裡是什麼想法？

高行健：恐懼，不能給人發現的。

彭鏡禧：像這種經歷，很多人是難以想像的。我再請教，你剛剛提到寫了很多劇本和小說，短篇、長篇的都有，為什麼沒寫詩？

高行健：有的，詩劇、長詩都寫過，現在還在寫。我計畫可能在後年吧，出個詩集。

彭鏡禧：拭目以待！

（本文為節錄。全文請見筆會季刊2010年冬季號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