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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魂不散－－《千手玫瑰》 
 
【聯合報╱張瀛太】 2011.05.14
 
一直不知道怎麼寫家，從出生開始，我大概搬了四十幾次家，多半像逃難，像換個牢，再換個牢……

父親過世很久很久了。這幾年，我卻像是才逐漸反芻過來，覺得日子才過了不久。但日子的確過了好久了，我卻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過的……我記得當時在大太陽下走了幾小時，一路找到那家警察分局，我要求看他的遺體照片，照片上，剝落的皮膚是青黃顏色，皮膚邊緣是鮮豔的綠色。我不知道死人的皮膚會這樣大片剝落。死亡證明上只有四個字，那四個字，彷彿是再正常不過的死因，像普通毫髮無傷的猝死的人通常被冠上或被隨意填上的病名。我不願說它，這由不得我信或不信。我不信，但我不得不收下那張死亡證明。

都說，他死時睜大了眼，拳頭握得很緊。是誰為他拉下眼皮？掰開手指？我不知道。

那年我回鄉處理喪事，是現場唯一的直系血親，我決定了日期，選了棺材、骨灰甕和喪葬場地，但我沒能看到他完整的身體，棺材裡的他穿著壽衣，棺材只開了一小道縫。準備火葬那天，他終於被抬出來放在架子上，解凍了的身體嚴重縮水，像是衣服裡已沒了東西，他的臉上冒著細水珠，張開的嘴巴裡面是黑紫色舌頭。當遺體再放入棺材，我上前看他最後一眼，不知為何，他的臉赫然是一邊白一邊黑，很突兀很分明，但棺材很快被蓋上了，抬走了，進焚化爐了。

幾天後，他來到我夢中，依舊騎著那台陳舊的富士牌腳踏車，後座載著我上學和打工時用的背包，它總是裝了太多書本，很重，壓得我駝背。腳踏車載著我的背包騎進一條隧道，洞口透出幽幽的黃色亮光，他進隧道前始終回眸望我，直到消失在看不見的隧道裡。

我心裡像是被重重的一擊，很不甘心，拿出他的死亡證明，一路找到那家警察分局，調出照片，好好看他最後一眼，完整的全身的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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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學過一首歌，德弗札克的〈念故鄉〉。但我忍不住說，我恨故鄉。有時候我身心俱疲，太累了，沒力氣去想著我那長期的恨意。後來，我發現我懶得恨，或者承受太多，原來的恨已排不進心裡的空間了，只剩提防和恐懼。

就像連續劇的情節，從一個不算太大的事件，滾雪球般，引發一連串的悲慘和不幸。若要說它，聽起來可能會像離奇變態的驚悚劇，不像真實的人生；但有人說人生如戲，很老掉牙的一句話，我卻不得不承認，當它發生在自己身上，確實是如戲，一場大悲劇。

從一個調查事件開始，從一個逃避般的遷移開始，一個家庭，擴及了周邊的親朋好友，就進入了長期噩夢，家破人亡。

我至今仍不說它，或者是，仍不敢說它。只把眼淚擦乾。

那麼，先說點別的吧，說我的無知和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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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戒嚴年代的記憶了，小學三年級，蔣中正總統華誕那天，全國放假。我在家閒著沒事，把勞作課裡教的工藝溫習一遍，用一張白紙做成一個漂亮的燈籠，然後開開心心的掛到家門外。父親午睡醒時，我獻寶似的要他看看屋外我的傑作，不料他劈頭大罵，命令我取下燈籠，我不服氣，問他為什麼，他什麼也不講，衝出去扯下白燈籠，揉成一團扔進垃圾桶。成年之後，我才明白，當年若是被人看見了去告密，敢在蔣總統的生日觸霉頭，叛亂罪之類的大帽子肯定要扣下來。

小學五年級，某個星期日，老師要我們集體到學校看政治宣導影片，父親懶得載我出門，教我別去了。第二天上學，老師當著全班學生的面叫我站起來，問我為什麼昨天沒來看電影。我畢恭畢敬，據實以答：「報告老師，我爸爸說，那只是演一些愛國的東西，不看沒有關係。」老師足足訓了我一節課，從國家的重要性和共匪的可惡性，強調沒看這個電影的罪過。

有一次下課，同學聚在一起，照著老師剛才上課的說法，同仇敵愾的批判某些人是叛亂分子，是大壞蛋。我居然引經據典的另持一見：「課本說，孫中山先生革命成功了，才被叫作國父，如果這些叛亂分子這次成功了，是不是以後的課本也會叫他們國父或革命志士。」諸如此類的事，發生過好幾遍，我曾天真的告訴同學，家裡有叛黨寫的書哦，就像她們炫耀自己家有什麼明星畫報一樣，說得像是在獻寶，簡直不知死活。

有一天，父親忽然替我向學校請假，帶全家出遠門。平時節儉成性的他，居然大老遠帶我們去梨山旅遊，逛完了大半個梨山，一家人毫無目的地跟著父親四處亂走，父親似乎不打算回家。他低頭問我，還想去哪裡玩嗎？這是他最慷慨的一次，我記得我們又去了好幾個地方，只是爸爸捨不得買足車票，一家人擠在短少的座位上，像是電影裡那種逃命時沙丁魚般擠在一起的難民。

但是，無處可去了，終究得回家。

聽說那幾天，調查局派人來了，找不到父親，就向左鄰右舍一個個打聽，還追查到台南鄉下老家去，祖母和親戚都被盤問一番。父親一回到家，就被調查局帶走了。

有人告發了他的朋友，他是為了朋友的事被帶走。

聽說父親堅持不出賣朋友，被調查局求刑逼供……

可是父親從不對我們說。我猜想他是愛面子，他覺得讓小孩知道父親被人刑罰逼供，很丟臉。

之後我們就搬家了。換了個地方未必沒事，新的雪球開始滾動，同樣是個不算太大的起因，卻造成重大轉捩，無窮的災難開始，監聽、跟監、信件照片失竊、中毒……所有詭怪情節輪番上演，然後我天真無邪的少女時代提前結束。

父親生前希望我去投考調查局，從我讀小學起，他就這麼講，甚至要我背《六法全書》，及早準備。也許，這是想彌補他曾考上調查員，卻因沒有入黨而被取消資格的遺憾；或者，他覺得那個地方有令人違抗不得的特權，有命令人聽話的特權？或有胡作非為的特權？但年輕時的我，沉緬於詩書樂畫，對他口中的特權或福利完全沒有興趣。我除了聽話的隨一群黨員同學去參觀過一次調查局，聽話的加入他不想加入的政黨（但他常常很聽話的投票給那個政黨）。從大學二年級開始，每年，都是他主動替我繳了黨費，讓我維持名義上的黨員身分，以防日後失去進入公職的資格（這是他根深柢固的想法）。每年，他寫來的信裡總不忘提起，要跟那個黨保持聯絡啊……直到他過世。他老是擔心我找不到可靠的工作，他總是說寫作或畫畫會餓死，他扯下我貼在牆上的水彩畫、他沒興趣看我得獎的畫作、他輕蔑地掂著我獲得的文學獎座，說這個賣給收破爛的，能換幾塊錢？我很生氣，不肯聽他的任何意見，覺得他俗氣又現實。日後有了工作，才逐漸能體會，在他卑微的心願裡，奢望的根本不是特權，只是能夠平安溫飽。這個貧農之子，自小父親就被日本人抓去當軍伕，經常挨餓，躲在甕裡逃避被送出去當養子的鄉下男孩，他不是沒志氣，只是他更清楚現實，他努力讀書、考試，為了現實，選擇婚姻，也算計現實，因為其他兄弟全當了童工。當年，整理父親遺物時，發現了一張來不及寄出去的「黨員聯絡單」，原來，他怕我不聽話，不跟黨聯絡，便主動替我和黨聯絡了，上面寫道：「畢業後，能否介紹工作？最好是公家機構。」好像是跟神佛祈求一樣，我啞然失笑，他那樣認真的替我繳黨費，難道是在繳香油錢嗎？日後憶起，總不免心酸，原來，他比我更天真。他不知道，時代真的會變。時代一直會變，但不見得變得更好，雖然人民總是期望它變，彷彿變了就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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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難免的，人的記憶，往往停留在某個自認為重要的階段，頻頻回顧。童年時，母親常說起，二二八事件，外祖父母連夜逃亡，之後家宅被某位將軍占住了。那座巨宅，庭院有整個學校的運動場那麼大，牆砌得很矮，附近的孩子可以翻牆進來摘水果、跳進庭園的水池裡戲魚，平日往來的都是名流士紳。我曾被帶去原地憑弔，除了剩下一棵果樹，所謂的魚池、花塢、庭園和日式屋舍，早改建成馬路、幼稚園和密密的公寓了。她說時喟嘆，而我像是站在另一個世界聆聽異國童話，現在的世界、未來的世界，彷彿不著邊際，也離我很遠。我的現在和未來，未必是當下的現在和未來。噩夢未曾離去，然而我有另行築夢的權利。

那宅子，後來不曉得換了多少主人，多少鬼魂。即使入土了，進了墳墓，也不見得安寧，外祖母的墳墓在六十年前剛下葬不久就被夷為平地，這個名門美人、留學生、巨富之妻，活在土地上的時間短、埋在土地下的時間更短，屍骨無存。她死得慘，但她不知道後來發生的事才叫可怕。我還沒打算寫我家，也不願意寫。也許我在害怕、迴避某些恐懼，或者依舊選擇緘默，於是往更早的年代裡逃去。

小說（按：《千手玫瑰》）主要情節停止於蔣公過世那年。那年，我九歲，是我僅有的兩年悠哉歲月的尾聲。哪怕過了三、四十年，我總是懷念起遙遠的那兩年。而那時的蔣公，就像神話人物，離我好遠，他所住的那個台北，對我這個台南小孩而言，就像外國。至今，我仍能熟背蔣公遺囑，文言文，那時若沒背好，老師就不准我們回家吃飯。我還能把秦孝儀寫的另一首辭義艱奧的蔣公紀念歌詞，背上大半首。當年，全國戴孝，天天在升旗典禮全體默哀三分鐘、唱〈蔣公紀念歌〉，我乖乖的照做，可是一回家，還是在浴室裡唱著瓊瑤電影情歌。哪怕不清楚裡面唱的愛情是什麼東西，不清楚即將來臨的禍害……

三種矛盾，時代的緊繃和輪替／悠哉的天真／民主時代囚籠般的生活，構成我勞累和不斷構想脫逃的歲月。

（本文為節選，全文見張瀛太小說《千手玫瑰》後記，華品文創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