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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蝴蝶之事──關於書評，及其他
 
【聯合報╱張瑞芬】 2011.06.11
為人寫評，儘管並不容易，也形同一樁無益的行當，然而當那些已經下葬並自以為掩埋得很妥當的墳，在某人的檢視下重新開了封，甚至 賦予了更善意或嶄新的解釋時，作者的激動，往往是難以言喻的……
 
書評這事兒，按理，和序是不大一樣的。一個是馬後砲，一個是馬前卒，馬後砲有各種心理，馬前卒可就標竿一致了，總之讓書多賣幾本。而我，反正是兩種都做過，在這宣傳往往打得熱火朝天的時代，連在書腰上虛張聲勢，網路上被引用轉貼，我也有過幾回。悠忽十年下來，突然發現，豈止電視上「小三」、「小四」滿天飛，書評也者，完全是一個不斷移情別戀的過程。你先是狂熱的愛上一個人一本書，恨不得跑到曠野中大喊大叫讓全世界都知道，然而激情高燒一兩周之後，熱度退盡，又像永遠不能饜足的獅虎一般，悄悄潛伏在草叢裡尋找下一個目標去了。一年十個，十年一百個，鐵打的評者流水的書，作為一個正常人的身心耗損，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劈腿一兩回可能是好玩的，你能想像劈腿一百回的勞頓嗎？）。
我的老師王孝廉（王璇）多年前曾說：「一本已經出版了的書，就像已經下葬掩埋妥當了的墳，裡面裝的什麼都不重要了。」看著眼前被我寫過的這些書與作者，竟覺得被棄與棄人，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同樣是辛苦多時，一朝毀棄，套一首吳宗憲的歌名，同樣是真心換絕情。每天汲汲營營，寫的都是沒人看的東西。某日我拿著《人間福報》副刊看隱地先生正熱情推薦薛仁明和李煒，順便把我的新書《春風夢田》也捧了一捧，竟被偶爾走過的小兒子（一個頂著貝克漢頭，嗜足球為命的沒救高一生）斜睨著說了一句：「嗄！登在這裡誰看得到啊！還不如登在《爽報》咧！」

一個詩人住在遠方，可以是讀者終生傾慕的偶像，住在你樓上就只能是個瘋子了（尤其是那人整天在家灰頭土臉洗馬桶時，只能更糟。至於何謂《爽報》，則已經超過我輩的知識範圍）。有了這種基礎認知，其他就好辦了。寫了那麼多書評，我多半不去認識作者，因為篤信相見不如不見，距離增加美感。近廟欺神，古有明訓也。有時我想，評論者也需要故弄玄虛製造一點距離感，例如端坐在午後書房或教授講壇的人說的話，好像就比睡眼惺忪每天穿拖鞋去Seven買兩份報紙的人可信靠一點。

饒是如此，我也還是見識了不少好作者，瘂弦是個發電機、聚光體，從年輕到老，永遠溫暖周到；許達然看似悶聲不吭，內裡卻頗為堅執，就像吳晟火起來那麼難參詳。林文義世故又直率，完全不適合當電視名嘴；周志文少見的沒有學院的腐儒氣；周芬伶外貌是熟女，內心卻住著一個小女孩；鍾文音個子非常嬌小，全身披披掛掛像小一號波西米亞風的齊豫；朱天心握起人的手，那掌心又熱又暖；吳明益眸光深沉，看人的態勢很靜定；夏曼．藍波安和瓦歷斯．諾幹完全是可以去演西部片的性格小生；夏烈則我從來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理性而有條理的土木橋梁部分於我猶如外星人。

評論者多半可以成為作者的好朋友，卻極少真正成為作家。許多讀者從夏志清看到王德威、范銘如，總覺得此等好筆不專事寫作豈不可惜，殊不知一個美國小說家巴那比．康拉德（Barnaby Conrad）說過一句有趣的話：「評論家之於文學作品，就像太監之於皇宮內院，他們對裡面的情形完全明瞭，只是自己無能為力。」但我看蕭乾《書評研究》，他說批評學者和批評者事實上是不一樣的兩種人，書評家比起前二者，又更等而下之。然而書評的工作實在更艱難一些，「他不但要有正確的議論，且需以活潑的語言傳達給大眾，他懂得很多，卻能用忍耐和機制管住自己，解釋而不命令，陳述而不說教，既要保持主觀的見解，又要時刻顧到客觀需要，這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

就我自己來說，決定寫哪一本書是困難的決定。就像河蜆濾食一萬公升的水只為了獲取浮游生物一樣，讀的時間遠多於寫，寫不出來的時候遠多於寫得出的時候。所以我浪蕩終日，打球或騎自行車在南屯、烏日一帶農田冶遊，不在書房或大學講堂的時候多，一直服膺著孟東籬的名言：「蟬在林間才會嘶鳴，我也必須過著遊蕩的生活才能發出我的聲音。」完全不像我所在的這所台中最熱鬧夜市旁「拚老命」績優大學的風格。

正如約翰．伯格（John Berger）多年前在《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裡說的：「知識和信仰會影響我們觀看事物的方式。」我想生活和看待生活的態度也是吧！悠遊度日的人寫出筋骨鬆活的文章，過度使用的人就不免咬牙切齒（甚且青筋暴露）了。

為人寫評，儘管並不容易，也形同一樁無益的行當，然而當那些已經下葬並自以為掩埋得很妥當的墳，在某人的檢視下重新開了封，甚至賦予了更善意或嶄新的解釋時，作者的激動，往往是難以言喻的。我曾經在一個茫茫渺渺的深夜趕完一篇兩千字書評交了差，忍不住發一個副本給不算熟識的作者，說他寫得好極了我實在佩服他（雖是夜半人蹤俱滅，那曠野中吶喊的衝動又來了），才幾分鐘叮咚一聲差點把我嚇出心臟病來。那按理應該到處趴趴走的鳥人生態觀察家，竟彷彿禪坐在電腦前釣魚似的，叨叨跟我說起寫得可辛苦了，每出一書他總覺得再也寫不出好東西了。

我由是學到人生的寶貴第一課，世上沒有真正的客觀這件事。不管你在天涯海角，你評的人總是幾分鐘就知道（且看完）了這文章，且第一時間決定了愛你或恨你。閻連科不是有一篇文章〈作家與批評家〉（按：99年4月21日《聯副》）嗎：「我愛批評家批評別人時一針見血，卻希望批評家批評我時婉轉一些。」每個好作家都說不在乎讀者的反應，其實是承受不住讀者的無情先反將一軍，保住內心的靜定，才能不受干擾的再寫下去。我聽過一些好作者「（賣得奇差）本來就是這樣」、「我不care」、「我的同事沒有人知道我出新書，也沒人看過」、「出書的高興也就一天而已」種種說法，從沒當過真，因為自己也寫，太了解此話言不由衷了。

就拿台灣這麼一個有限的文壇園地來看，書評者與作者的關係是互相附麗的，有時候甚至身分對調也是美事，例如莊裕安、袁瓊瓊、鍾文音、郝譽翔所為俱為逸品，許多編輯也寫得一手好文。我倒是打算讓寫不出的時候再多一些，以便寫得再好一些。而我是善等待的，天天巡著田水，望著收成，種著歹田望後冬。那一畦金線菊，以及南屯區的良田百畝，蔥籠翠綠，在朝陽中閃著金光，才春天，彷彿就可以收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