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愛國賊／你是「愛國賊」嗎？
2011/06/13 
【聯合新聞網／文、圖節錄自大塊文化《愛國賊》】 
書名：愛國賊
作者：加藤嘉一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1年05月25日
 
內容介紹：
「賣國賊」，這我們耳熟能詳，甚至不用提示，都能想出幾個名字。但「愛國賊」呢？「愛國賊」是「為愛國而賣國的人」，是「愛之，適足以害之」的最佳寫照。「賣國賊」和「愛國賊」的相同點，在於言行的結果，兩者都損害了國家利益；而不同點則在其言行的主觀出發點——是以權謀私還是自以為愛國？當然，「賣國賊」比「愛國賊」更加惡劣，但是在一個正常國家裡，絕大多數的人不是「賣國賊」。與此相比，自以為是個愛國主義者，卻成為實際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的人——「愛國賊」的數量龐大。

哪些人可能成為「愛國賊」呢？政客、記者、作家、學者、明星、軍人、運動選手、官員、精英分子、知識分子、一般上班族、基層公務人員，甚至是普通老百姓當中的你和我，都有可能。而且，絕大多數的「愛國賊」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愛國賊」。這很麻煩，也是「愛國賊」無形蔓延，卻難以控制的根本原因。

作者在中國生活了八年，二○○五年在北京的現場觀察「反日遊行」後，開始認真思考何謂「愛國賊」？並在書中大膽地談論了靖國神社、釣魚台之爭、中日兩國人民的「二戰觀」等敏感議題，以及草根民意對國家外交的巨大影響。「愛國賊」和國家利益非但不是遙遠的存在，還和我們切身相關。「愛國」不應該自以為是，更不應該盲目自大。看完本書之後，我們都該捫心自問：「我是『愛國賊』嗎？」

新書內容搶先看：

前言：愛國賊和賣國賊同樣可恥

　　「賣國賊」一詞大家聽得應該很熟悉，並不陌生。大部分中國人一提到汪精衛就想到「賣國賊」，還有一些所謂「間諜」，就是把祖國的國家機密出賣給另外一個國家，並獲取金錢或其他利益的人，有些間諜還以權謀私，無疑也屬於「賣國賊」。有些中國人還把李鴻章（面對中日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被日方談判負責人伊藤博文要求賠償、割讓台灣）視為「賣國賊」，雖然，國內外不少人士認為李鴻章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總之，對於「賣國賊」的解釋可以有爭論、沒有一個定論，但最簡潔的定義應該是「為賣國而賣國的人」叫做「賣國賊」，換句話說是「主觀上的賣國主義者」。我個人認為，李鴻章是否是「賣國賊」，不能輕易下結論，至少需要討論。他的行為從某個角度客觀看，毋庸置疑是「賣國行為」，但他的初衷是什麼？他面臨甲午戰爭後的條約談判的目的，是基於以權謀私賣國嗎？如果不是李鴻章，其他的談判高手，中國就能避免當年的可恥後果，台灣始終屬於自己的嗎？唯一真理是，對於歷史，不能說「如果」。

　　「愛國賊」一詞，我相信，大多數人略感陌生。我試圖在這裡給一個明確的解讀。

　　「愛國賊」是「為愛國而賣國的人」，換句話說，是「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賣國賊」和「愛國賊」的相同點是其言行的實際結果——損害國家利益；而不同點則是其言行的主觀出發點——賣國還是愛國？理所當然，「賣國賊」比「愛國賊」更加惡劣，畢竟是主動企圖出賣祖國、背叛祖國的同胞，其惡劣是較高限度的，必須承擔最高限度的懲罰。但不管賣國賊的行徑有多麼惡劣，它是少數。這是事實。在一個國家裡面，絕大多數人不是「賣國賊」。與此相比，根據我的觀點，站在歷史的高度、現實的深度以及未來的長遠角度來看，自以為是個愛國主義者，卻成為實際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的人——「愛國賊」的數量不少，規模不小。這是事實。比如說，大家很熟悉的、為表示愛國而提出的重要口號武器——「愛國無罪」，可能造成「愛國賊」後果的非主觀目的的客觀蔓延。

　　愛國也好，賣國也罷，談論「賊」的問題，首先要盡可能弄清一個概念——國家利益。因為，賣國賊也好，愛國賊也罷，他們出賣的或者損害的是所謂「國家利益」。到底什麼是國家利益？它至少是廣泛而深刻的概念，沒有一個定論，是動態中的、變化中的、發展中的概念。盡可能簡潔、細心解讀國家利益，有利於我們討論愛國賊是什麼，賣國賊又是什麼。根據利益的領域而言，有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外交利益、軍事利益、文化利益等；根據利益的主體而言，有政府利益、政黨利益、軍方利益、企業利益、社會利益、個人利益等；根據利益的程度而言，有核心利益、絕對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相對利益、局部利益、普通利益等；根據利益的性質而言，有直接利益、間接利益、形象利益、尊嚴利益等。總之，國家利益絕不是一概而論的，而是「可讀性」很強的概念。那麼，「賊」們出賣的利益也是多樣化的，絕不是一個方面的利益。

　　大家弄清愛國賊和賣國賊的區別了嗎？我相信，任何國家都有過，有著或者會有那些「賊」。在這裡，我簡單梳理一下：「賊」到底是什麼玩意兒？光從詞典上的定義看，「賊」也有幾種意味——偷東西的人；對人民有危害的人；邪的、不正派的人等。據我解讀，不管是主觀上的初衷還是客觀上的結果，「賊」言行上至少有著三種特徵——欺騙性、邪惡性、破壞性。

　　接下來，我集中討論一下本書的主題——愛國賊。關於可能出現「愛國賊」行為的角色，應該說是「五花八門」：政客、記者、作家、學者、明星、藝人、軍人、運動員、官員、精英分子、知識分子、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退休人員、企事業單位從業者、政府機構從業者、普通老百姓、甚至乞丐，都有可能成為「愛國賊」，而且，絕大多數的「愛國賊」，根本沒有意識到或不知道自己是個「愛國賊」。這點很關鍵，也確實很麻煩，是「愛國賊」氾濫、蔓延，卻難以控制的根本原因。這是我的基本論點。

　　請大家聽聽一個故事。那場親歷正是讓我人生中第一次思考到底什麼是「愛國賊」。

　　二○○五年四月九日上午八點，北京中關村海龍大廈。大概幾百人集中在大廈門口前的廣場，拿著橫幅，喊著口號：「反對日本入常」、「反對右翼教科書，竄改歷史」；「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抵制日貨！」等。就這樣，被政府稱為「涉日遊行」，民間稱為「反日遊行」的事件爆發了。此前，日本駐華使館已經得到了這一消息，並提前幾天在官方網站公布，向駐華日本人勸告「注意安全」。我瞭解此事比使館更早，當天早上北大校園也充滿著「抗日氣氛」，團委的老師和學生們輪流值班，二十四小時監控，刪除在北大BBS裡過激言論。那段時期，我在北京明顯感覺到中國媒體加強批評日本的報導，比如說，針對日本某些企業支持所謂「右翼教科書」的編輯、出版的指責等，導致中國人對日本的情緒逐漸惡化。再加上，二○○五年是日本正在試圖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重要時刻，美國和日本通過「二加二」政策，也正在加強對台灣的影響等，所以中日政治、外交關係本身處於微妙而敏感的時期。反日遊行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發生的，不是突然性的，而是累積下來的種種「不安要素」爆發出來的結果。我當時擔任北京大學日本留學生會的會長，有責任維護日本學生的「人身安全」，就盡可能與日本駐華使館的官員溝通資訊，向在北大留學的兩百多個日本留學生傳達有關遊行的消息，呼籲他們「請各位當天千萬不要去現場」。而我本人卻把它當作觀察、分析中國人有關情緒的難得機會，就想親身體驗這一系列過程，早上七點半，我提前到達了現場。

　　在現場碰到了幾個熟悉的日本駐華記者，他們對抗議者進行採訪。據我觀察，在現場有三種角色：活動組織者、活動參與者以及公安人員。剛開始，三者配合得很好，五到七個組織者和公安之間保持溝通，引導示威遊行隊伍。隊伍從海龍開始，往西走，到了蘇州街向北，中途攻擊了位於蘇州街路東的日本餐廳「吉野家」。隊伍過海淀橋，沿著北大走。我跟著隊伍。在北大西南門，許多北大學生從宿舍裡頭大聲喊、拍手、支持遊行：「中國加油！」「愛國無罪！」「打倒日本！」在北大西側門，突然間，一輛日產小轎車被抗議者包圍，示威者敲打車窗、車燈，試圖打碎窗鎖。裡面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中國女性顯得相當害怕。此時警察終於開始行動，阻止抗議者不良行為。過了一會兒，這位女士終於「解放」，往北大校園方向逃走了。此次突發包圍事件導致抗議者與警察之間發生了衝突，一批人為了釋放自己的情緒和不滿，開始紛紛大聲喊：「日本大使館，去日本大使館吧！」緊接著，遊行隊伍開始向二十多公里外，位於建國門日壇路的日本大使館行進。我依然跟著，並與日本駐華使館領事部的部長緊密保持聯繫，傳達現場動態，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大使館的人員著急起來。遊行隊伍越往大使館行走，其規模越擴大，從剛開始的幾百人擴大到幾千人，從剛開始的大學生為主擴大到各種人員，呼喊口號也從剛開始的普通話為主發展到各種各樣的地方方言。示威遊行隊伍終於到達日本大使館，就開始出現了向使館建築投石頭、雞蛋、垃圾等行為，有的還去日本餐廳，形勢變得越來越亂。期間，現場的警察並沒有阻止一些人的不良行為，只是旁觀著，示威者給出的理由是「愛國無罪」……一週後的四月十六日上午，反日遊行在上海發生，規模達到了十萬人，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徹底被圍堵，同樣遭到這樣那樣的攻擊，有的還燒了日本國旗。示威者給出的理由還是「愛國無罪」……

　　日本駐京記者把這一系列的過程都拍攝下來，並在接下來的幾天內，不斷重播有些人打砸日本使館和日本餐廳的鏡頭。日本社會一下變成「反華」社會，老百姓產生了「中國人不文明」、「中華民族不像話」等感覺。日本媒體除了NHK電視台之外，都是私營的，所以從商業角度出發，把那些反日行為全方位地利用起來，刺激日本人的民族情緒。攻擊日本使館的「反日中國人」充滿「民族主義」，看到那些鏡頭的「反華日本人」也充滿「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體現的，無非就是作用和反作用之間的惡性循環。那段時間，中國的一些網站也充滿反日情緒，廣大的「網友」也用赤裸裸的語言痛罵了「日本」，有的說：「中國政府千萬不要道歉，責任都在日方，他媽的日本人就是不反省歷史，小泉純一郎不是人，是罪犯！」日本的一些網站同樣如此，所謂「網路右翼」徹底把中國看作「不正常的國家」，說「反日遊行是共產黨引導的，是一次國家犯罪」，有的把中國人看作「流氓」，說「共產主義的孩子就是那樣，不懂得規則，真丟臉」。

　　後來，日本政府正式表示，「中國政府對此不表示歉意，日本政府感到遺憾」；日本各界人士表示，「中國民眾打砸大使館違反國際法，中國政府必須道歉」。當時的中國政府外交部長李肇星舉行緊急會議，號召「大家不要搞示威遊行，冷靜下來」，同時把諸位日本問題專家、前外交官等，派遣到全國各地高校，傳達「大家不要搞什麼反日遊行，必須冷靜下來」，並強調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形勢的好轉，在大眾的範圍內，一度出現的中國人反日情緒和日本人的反華情緒逐漸降溫。在有識之士的範圍內，那段時間在中國全國各地發生的「反日遊行」，成為了研究中日關係、民族主義、國民感情、歷史認識問題等的「實例」。我也參加了許多有關會議，與中日有關人士探討了兩國如何從中吸取教訓，以免將來犯同樣的錯誤。

　　作為反日遊行的親身目睹者，我基於一種衝動和一點使命感，特別想在日本媒體圍繞「中日如何從反日遊行吸取教訓？」的角度，寫一篇文章。一些媒體完全站在商業角度，對我這個全程目睹者表示了興趣，並與我緊密保持溝通。我寫出來了，主要的論點是「中國和日本必須認識到體制差異造成的相互誤解，妥當處理歷史認識問題，警惕排他性民族主義，為營造良性的國民感情氛圍，兩國的政府、媒體、民眾必須冷靜下來，千萬不能因此次事件影響中日關係的大局」。結果是被告知「這篇稿子不能發」。我問：「為什麼？」編輯說：「這篇稿子太中立，沒有突出點，不夠刺激，不深入人心」。我因不解而問道：「這句話怎麼講呢？難道我的文章觀點不鮮明嗎？」回答是「不是，只是在目前反華的輿論導向下，你不能說與它完全相反的，至少要好好批評中國，要隨大流，如果我們登了你的文章，不僅是你，我們也要被輿論排斥了，難道你願意這樣嗎？」

　　圍繞上述反日遊行的故事，大家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中日兩方面的「行為主體」——示威組織者、示威參與者、湊熱鬧的學生和其他市民、警察、日本駐京記者、網友、政府官員、使館人員、專家、記者、編輯等等，還有我。這些角色在此次遊行引起的中國和日本民族主義衝突的軒然大波中，起著什麼樣的作用呢？

　　民族主義本身沒有好壞，只是區分為健全的和不健全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也密不可分。對中國人來說，愛國主義也許是民族主義的「前身」。對日本人來說，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界限或許更加模糊，日本的確是單一性的民族國家，日本人要警惕的，更多是「國家」在民間和市民社會面前，擁有過多權力的「國家主義」（在日本二戰期間導致軍國主義的前身，無非就是國家主義）。

　　我想問大家：請問，你愛國嗎？如果是，那以什麼樣的方式去表達對祖國的愛呢？「愛」應該說是對人、國家、社會等對象發自內心，有深摯的感情。我認為，愛國主義要講究方式和策略，一旦弄錯了這些，你就有可能無意間、突然間變成賣國者——愛國賊了。無論你是行動派還是沈默派，都有可能成為愛國賊。

　　當時組織或參加那次遊行的人，清一色喊著「愛國無罪」。喊著「愛國無罪」的口號打砸別國使館的人，是否屬於「愛國賊」呢？我認為「是」。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基於商業考慮，過多重複報導同一個鏡頭，向民眾灌輸充滿虛擬性的「反日」或「反華」的媒體從業者，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是」。

　　看到媒體報導後，不經任何思考，盲目自大地痛罵對方國家，提倡斷絕與對方交流的，憤怒中的網友，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是」。

　　明顯感覺到本國與對方國之間排他性民族主義的衝突，也天天看到相關媒體報導，但卻不把它們當回事，以為與自己無關，假裝不知道，顯得無所事事，只是保持沉默的民眾，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是」。

　　後來到全國各地向民眾傳達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提倡冷靜和理性的官員、學者等，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不是」。

　　後來組織座談會，分析反日遊行發生的成因，謀求從中吸取教訓的大學生們，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不是」。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把當時在北京發生的情況真實而不歪曲地報導出去的媒體記者們，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不是」。

　　而我呢？我自認為是愛國主義者。當時即使是因為衝動和使命感，違背使館的命令，到遊行現場親自目睹了那場難得的情景，隨後想方設法試圖寫文章，向兩國情緒化了的民族主義者們呼籲理性和務實。但後來由於遭到編輯的拒絕，始終沒能發表文章，我感到自己無能為力。也害怕隨後遭到右翼分子等的指責和批評，擔心自己的身分和立場，就開始「明哲保身」了，再也不找別的途徑，保持沉默，就跟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放棄了自己初衷的加藤嘉一，是否屬於愛國賊？我認為「是」。

　　在反日遊行發生前後幾個月的中日關係，簡直可以說是「被政治關係犧牲的文化關係」。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高校的，尤其學習日語的中國學生，和正在那些高校學習漢語的日本留學生，比以往更加積極舉辦「日語角」、「中日文化交流活動」、「日本文化節」等活動。但由於反日情緒的蔓延氾濫，絕大多數活動只好被延期或取消，但他們依然不放鬆籌備機制，堅持把活動落到實處。另外，我教日語的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因學習日語被其他所謂「憤青」攻擊，被罵成「賣國賊」，有些學生問我：「加藤老師，我學日語是不是不好的？周圍同學都不接受我學日語，我應該怎麼辦？」在那樣嚴峻的輿論環境下，依然有這麼一批勇敢的「八○後」和「九○後」群體，不管外界發生什麼，做好該做的，以便為將來自身發展和祖國的長治久安發揮作用。在我看來，他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而痛罵把這些說成是賣國賊、自以為是愛國主義者的人，才是「愛國賊」。

　　在反日遊行發生前後，在華日本企業以及在日本關心中日貿易的經濟界人士，始終關心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並對此表示擔憂。畢竟，反日遊行的發生不是單獨性質的，而是與小泉純一郎反覆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事件、日本「入常」問題、中國轉型中的社會氛圍、容易偏激的民族情緒等息息相關。而對於在成長中的中國市場實實在在做生意的企業家來說，反日遊行的發生絕對是不歡迎的，他們需要中國穩定的政治環境、健康的對日情緒。當時流行的詞有「政冷經熱」，那些超過兩萬家的在華日企看到中日國民感情逐漸惡化的現象後，也堅持做好自己的任務，他們雇用著一千萬以上的中國員工，他們向日本政界施加壓力，呼籲重視、改善中日政治關係。這些人士無疑是名副其實的愛國主義者，他們涉及到跨國社會更多方面。那麼，那些喊著「抵制日貨」，攻擊日本在華企業，也間接打擊著在華日本企業裡有著工作崗位的一千萬以上中國員工的人，才是「愛國賊」。

　　「愛國」不應該自以為是，更不應該盲目自大。「愛國」要求人們理性思考哪些方法與策略可取、有效和長久。國家利益是客觀存在的，但一個人的言行符不符合國家利益（尤其是國家形象和尊嚴），能否推進國家利益，只能靠人們主觀去思考、判斷。「愛國」才變得更為豐富多彩。

　　請大家好好想一下：你有沒有曾經扮演過「愛國賊」？如果是，就請好好反省一下。我相信，在一個正常國家裡，賣國賊不可能很多，也不會氾濫，但愛國賊卻有可能不少，甚至會蔓延。

　　最典型的例子應該是日本二戰前的社會輿論，軍國主義者出於所謂「愛國」，把國家弄到無路可退的侵略戰爭之路上；政府文官害怕被軍人攻擊，不阻止軍國主義者的「暴走」；媒體幾乎失去了應有的監督功能，盡可能不報導反對軍國主義者的聲音；至於國民，就是徹底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盲目服從軍人的統治。這些人在我看來都是「愛國賊」，結果可想而知。最終，日本陷入了戰敗，人類歷史上首次遭到了原子彈的轟炸，國土變成了一片廢墟。這無疑是愛國賊氾濫的後果。這些情況曾經在其他國家發生過嗎？將在其他國家發生嗎？我認為，一切都有可能。

　　愛國賊是這樣性質的一種魔鬼。

　　因此，在資訊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重新崛起的二十一世紀初期，我們有必要深刻認識、認真思考：愛國賊的無形蔓延，比賣國賊的有形氾濫，更有可能，更為危險。

　　　　　　　　　　　　　　　　　　　　　　　　　　加藤嘉一

　　　　　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初稿，寫於北京景山萬春亭日落時分

　　　　　二○一一年三月十八日修改，寫於南京至上海的高鐵上

 
 
旅中日本作家：兩岸不少盲目「愛國賊」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台北報導】 2011.06.15 09:56 pm
 
 

 
旅中日本作家加藤嘉一昨天在台北敦南誠品舉行「愛國賊」新書發表會。
記者徐兆玄／攝影
旅居中國大陸的日本作家加藤嘉一，昨天來台發表新書「愛國賊」。他指出，兩岸都有為數龐大、「為愛國而賣國」的「愛國賊」。
加藤一九八四年生於日本伊豆，二○○三年公派留學進入北大國際關係學院就讀。二○○五年受到北京「反日遊行」的刺激，開始認真思考何謂「愛國賊」。他針對中日關係發表大量文章，在「南方周末」等媒體撰寫時評，並參加央視等眾多時事評論節目，目前個人微博擁有六十萬名粉絲。

「愛國主義要講究方式和策略，一旦弄錯，你就可能在無意間變成賣國者、愛國賊了；無論你是行動派和沉默派，都有可能是愛國賊！」加藤認為，在「反日遊行」中，基於商業考慮向民眾灌輸「反日」或「反華」思想的中日媒體，以及看到報導後盲目痛罵對方國家的網友與民眾，「統統都是愛國賊。」

「大學應該培養的是公民和知識菁英，但中國大陸大學培養的卻是盲目愛國的『憤青』和盲目崇洋的『漢奸』！」加藤指出，歐美青年可藉觀看足球與政黨輪替發洩不滿，大陸卻缺乏這兩種管道，產生大量的「憤青」。他們在網上發表情緒性的愛國言論，成為不自知的「愛國賊」。

「我希望行使第三方的權利，協調兩岸之間的政治摩擦。」加藤表示，開放陸客自由行加速兩岸交流，未來他希望多來台觀察，下一本書也正在籌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