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鶴從淡水鎮上走來，依然是寬鬆襯衫、休閒褲涼鞋，滿頭亂髮與遮掩目光的墨鏡，一如十二年前《餘生》出版時封面照片的模樣。這部一九九九年出版、以霧社事件為題材的《餘生》，是舞鶴重要代表作，今年六月《餘生》推出法文版。

    　舞鶴在台灣文壇常被以傳奇、惡漢稱之。他曾在卅歲盛年閉關隱居淡水，十年後出關，交出《拾骨》、《思索阿邦.卡露斯》、《餘生》等作，實驗性的筆調與特異生活方式，造就他晦澀獨特的形象。他微微笑著，神態從容，有問必答，自嘲：「我生活很平凡啊，不知為什麼被叫惡漢。」

    　談到曾經隱居十年，他脫口說：「現在要我重來一次，絕對不要了！」因為走到孤獨的極致，「我如果不是出關，就是去當和尚了。」

    　他回顧當時剛退伍，全心投入寫作，但沒多久便陷瓶頸，感覺自己對想寫的東西了解不夠，決定停下。之後閉關十年，是人生的閱讀黃金期。「一個好的小說家必須展露百科全書式的視野，所以我靠讀書來了解世界的廣闊，為後來的寫作補充內燃力。」

    　寫作《餘生》前，他曾兩度到川中島、今日的清流部落租居，年少時受霧社事件震動的他，從當地一塊小小的「餘生紀念碑」出發，除追溯了這歷史事件，更寫部落的「餘生」，以及一個部落姑娘的追尋之行。真正下筆時，他只花一個多月一氣呵成，全書不分段，回頭不改一字，「那是我最美好的寫作經驗！」

    　舞鶴常說，一個小說家無法以短篇建立地位，而沒有一個長篇小說家能夠不碰觸歷史。但受現代主義洗禮的他，不想寫「全知觀點的寫實歷史小說」，而穿插他第一人稱的《餘生》，便是他實驗歷史寫作的另一種可能。他強調，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的歷史」，「我想告訴讀者我是個有限的作家，所有描寫都是透過有限的我眼睛所見，藉由這種處處打斷的敘述，提醒讀者停下思考。」

    　意外的是，過去從不考慮市場與讀者的舞鶴，現在最大心願卻是寫出大家都愛看的「國民文學讀本」，並以馬奎斯《百年孤寂》、赫拉巴爾的《我曾經伺候過英國國王》或鹿橋的《人子》為典範。「我相信最好的文學是能跨出菁英的小圈子，以很淺的語言寫出很深的內容。」

    　他說目前自己正進行的新作，將藉由一個原住民混血台灣人主角，回溯台灣百年歷史，融入他對客家、平埔、漢人等族群關係的思考與辯證。面對這個新長篇的挑戰，他說：「寫作對我而言從來不是使命感，而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