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往往是一種減法，排除所有意識形態的異端，也建造一座封閉的城堡。文學是一種加法，以開放的態度容許異質的藝術想像。權力是一座迷宮，文學是一個出口；政治史是興亡史，文學史是傳承史……

圖／潘昀珈

不可抗拒的，不止是親人的漠然離去；留在人間的未亡者，眼睜睜看著理想遭到背叛。真理與謊言，是十年來歷史的兩副面孔：一邊在哭泣，一邊在獰笑。背叛的滋味是什麼？這世間如果有所謂歷史之死，恐怕比失去父母還要痛不欲生。急轉直下的歷史，以倒退的姿態前進。當他們說愛，其實是在定義什麼叫作仇恨。當他們說理想，毋寧是在換算利益。半生的漂泊，返鄉的苦痛，為的是見證人間的公平與正義淪為廢墟。

十年的旅程，是孤獨寂寞的自我放逐。曾經是飛揚的魂魄，如今是深鎖在山上的斗室。在夜裡拎亮一盞燈，拯救那搖搖欲墜的垂危命運。從死亡，從背叛，把不斷沉下去的心靈搶救回來，回到寧靜安穩的文學閱讀。沸騰的審判噪音統治外面那世界時，能夠收留漂流的身軀，唯文學而已。現實是那樣窄仄擁擠，文學是如此開闊豐饒。浮游的命運終於停靠在文學疆界，接受文學力量的淘洗。那是一種淨化的儀式，擦拭傷痕累累的創口，洗滌風塵僕僕的衣袖。坐對情緒退潮的夜窗，一個全新的許諾適時降臨。

重新開筆台灣文學史的撰寫，是一個再出發的起點。帶著放逐的心情，朝向歷史曠野逆時間而上。那已經是2008年的晚春，政治板塊正發生劇烈移動，所有的理想主義者紛紛遭到埋葬。絕望與訣別的年代捲土重來之際，艱苦的千里跋涉也正啟程遠行。歷史比現實還要平靜，文學比政治還要震耳欲聾。重新回到1920年代的殖民地台灣，重新認識先人的理想與熱情。在他們抵抗的精神中，反而獲得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文學史的書寫，為的是重新構築一個視野，如何以更真實的心情貼近海島台灣。

那許諾始於海外時期，也是另一段絕望的時期。已經跨過中年，返鄉遙遙無期，彷彿是在大海泅泳浮沉，完全不見邊際。在茫然四顧之際，偶然抽出賴和的文學作品閱讀，企圖祛除初讀時的那種不耐與不快。當初發現他的文字，文白夾雜，日漢交錯，語法與句式崎嶇不平，造成閱讀時的顛簸。那是一種驚險的閱讀，好像走在危崖之上，一方面躑躅前進，一方面落入迷宮。後來才覺悟，那是典型的殖民地文學。身為台灣知識分子，既接受日語教育，又吸收中國新文學的影響，而本身也受到母語傳統的薰陶。如果不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簡直無法想像台灣新文學是如何開枝散葉。漂流在陌生的土地，台灣歷史反而變成一種救贖。閱讀時，掩飾不住內心的鬱悶。孤懸海外的小島，似乎已經成為漢人文化的失憶與忘卻。沒有人可以想像，海上孤兒身分的知識分子，在荒地上點燃風中燭火；那飄搖的光，竟是開啟此後百年文學的火種。

以賴和為起點，一條漫長的精神旅行於焉展開。全程走完1930年代與1940年代，沿途與幾位殖民地作家不期而遇，他們分別說著漢語與日語，表達程度不同的抗拒。他們的文學形式當然不能與戰後文學的藝術成就相互比並，但是隱藏在文字背後的心靈，生動地強烈批判殖民帝國。日語作家楊逵、呂赫若、吳新榮、張文環、龍瑛宗，都充分顯露毫無妥協的姿態。漢語作家張深切、葉榮鐘、王詩琅、朱點人、楊守愚，他們都投入全部的生命，營造一個時代的心靈框架。他們的日語與漢語無法臻於成熟，卻相當精確定義什麼叫作台灣文學。能夠以歷史的同情理解他們時，才深深覺悟他們在那麼小的空間，那麼短的時間，竟留下那麼豐富的文學遺產。到達那樣的認識之際，一個許諾神諭那般，悠然降臨，在內心不禁升起一股慾望毅然承接。生命中從未那麼勇敢地面對先人，決定為他們保留歷史記憶。文學史工程的最初藍圖，便是受到那飄搖的光之召喚，而清晰描繪出來。

漫漫又過十年，帶著悲愴，噙著淚水，漂流之軀最後回歸到自己的土地，整個台灣社會在1990年代經歷最徹底的變革，威權體制不僅成為歷史灰燼，所有曾經被壓抑的思考終於獲得鬆綁。在海外孤絕時期所定義的台灣，恐怕也需要重新定義，尤其見證女性文學、同志文學、原住民文學、眷村文學，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盛放季節，沒有誰比誰還更具主流。如果對話可以取代對抗時，則所有封閉的心靈都必須開啟窗口，去面對奼紫嫣紅的繁華景象。文學絕對不是靜態的文字表演，而是容許所有的讀者看見生命中所看不見的世界。一篇作品誕生時，就已經超越作者原有的族群或性別的身分，而觸及等待撫慰或救贖的魂魄。那是一種流動的藝術，在不同讀者之間構築一個共同的閱讀市場。而閱讀就是一種旅行，不同作者，不同文體，不同形式，都是一個驛站。一首詩，一篇散文，一部小說，往往收留了千里跋涉的旅者。

手捧原住民作家的小說時，彷彿到達一個久被遺忘的部落。閱讀女性文學的作品時，幾乎可以感受一個曾經遭到囚禁的身體。涉入一部本地作家的大河小說，便立即捲入蜿蜒曲折的時間淘洗。打開一冊同志小說時，整個心靈無異於受到鞭笞與凌遲。歷史上被損害以及被頌讚的土地，正是由最悲傷與最美麗的文學形塑起來。台灣文學必須放在這樣的視野，才有可能企及它的繁複與豐饒。台灣文學是什麼？它正是與九○年代民主改革的格局，那樣長那樣寬。如果沒有經過所有的族群默許與認同，台灣不可能脫離荒涼殘酷的威權時期。如果文學是歷史的產物，它應該就像獲得釋放的台灣社會那樣，可以容許層次不同的藝術演出。台灣文學進入一個全新階段，正是因為伴隨著歷史條件的重大翻轉。在新的歷史階段，正是政治權力讓位給藝術想像；在那裡，所有的語言技巧與文字藝術都得到包容，而所有的作家也站在同等地位平起平坐。

在世紀之交，是撰寫文學史的最初階段。鎖在城市邊緣丘陵的一個書房，面對窗外一株鳳凰樹，秋陽照在雪白的稿紙。筆尖寫下第一個字時，從未預見這項書寫工程就要耗去往後十年的時光。從百葉窗投射進來的秋陽，緩慢移動，但是那速度永遠比落在紙上的筆跡還要快。困頓地面對歷史，有一種逆流而上的遲緩。下筆的速度是那樣艱難，卻有一種放心，因為知道窗外那世界已經有了徹底的改造。那時，見證威權體制在一夜之間崩解，此後的歷史條件應該是平緩穩定。只要維持那份篤定，文學史的建築自然會巍然成形。迤邐經過四年的光陰，走完整個殖民地時代，並且又跨過時代界線，順利到達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運動。這部書寫工程若是再堅持兩年，當可抵達預期中的目標。然而不然，生命中從未經歷的精神凌遲突襲而來。

現實社會從來不是依照主觀意志在發展，殘酷的事實顯示，歷史總會以突變與轉彎來呈現真實。披著理想的外衣，戴著正義的假面，並不意味一個公平的時代終會開啟。那是一個充滿訝異的詭譎時期，所有的價值與理想都必須以政治權力來折算。許多歷史觀念都出現相剋的評價，他們可以歌頌日本殖民者的現代化運動，也同樣可以讚美反對現代化運動的台灣作家；他們可以莊嚴地紀念因官方貪腐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也可以極其褻瀆在暗地裡進行貪汙活動。真理與謊言，是歷史的兩副面孔：一邊在哭泣，一邊在獰笑。

窗外的鳳凰木投射稀疏的葉影在稿子上，那時已經秋深，執筆的手不免躊躇猶豫。文學是什麼？歷史是什麼？如果歷史比文學還更虛構，或者反過來說，若是文學比歷史還要真實，那是從未有過的抉擇。仰首注視窗外日漸飄零的那棵樹，瘦骨嶙峋的枝幹似乎無法抵擋秋風的吹拂。葉落滿地，已經預告一個歉收的季節就要降臨。俯臨空白的稿紙，一股寒氣撲面而來。如同在北國瞭望千里雪地，心底感受的顫慄是那樣寂寥空曠。所有的生命都埋葬在雪層以下，一切的思維都進入冷凍狀態。那不止是文學史計畫繳了白卷，在海外投入民主追求的少壯歲月，也形同虛擲。在最絕望的時刻，被迫回到戰鬥位置。當批判的筆開始指向腐敗的當權者，就知道在那一刻，要失去所有的朋友。如果那是一場赤裸裸的肉搏戰，亦不為過。幾乎是逆著時代，正面與傲慢的意識形態進行對決。而那樣的意識形態，也正是年少時期的堅固信仰。展開那樣痛苦的戰鬥時，彷彿是跟另一個早年的自我以利刃相對。如果典型不再，理想已逝，政治信仰並不存在任何意義。帶著血痕，站在朋友的對立面，無法抑制地興起時空倒錯的幻覺。

歷史又重來一次，挺起批判的筆之際，好像回到森嚴的威權時代。同樣是屬於批判，歷史舞台卻換了主角。如果那也可以稱為戰鬥，對貪腐者展開抗拒時，其實就是自我鑑照，也是自我鞭笞。那時第一次驚覺，漂流魂魄所換取的代價，恰好淪為意識形態的共犯。死亡之神在那時刻最為貼近。若是從此繳械投降，謊言與欺罔恐怕就是最後的贏家。埋藏已久的意志，欲絕未絕；生命已經被逼到牆角，再無後路可退。那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關鍵時刻，落在絕望的深淵，或許也是絕地逢生的契機。

偶然重拾荒蕪已久的稿紙，那未了的書寫工程，其實暗藏勃勃生機。既面對現實，也面對歷史，可以另闢一個戰場。庸俗的政治權力，並不能遮蔽真實的歷史。坐在城市邊緣，又坐在鳳凰樹的葉影下，春天的陽光再次照射在空白的稿紙。站在一片廢墟，帶著清理戰場的心情，又回到沒有輸贏的文學閱讀。早年的許諾，並不能藉由政治形式來實現。迂迴走過旋轉的道路，最後還是回到原點。政治往往是一種減法，排除所有意識形態的異端，也建造一座封閉的城堡。文學是一種加法，以開放的態度容許異質的藝術想像。權力是一座迷宮，文學是一個出口；政治史是興亡史，文學史是傳承史。

穿越漫長的困頓與挫折，是十年旅路的縮影。在1960年代停筆的地方重新開筆，更加能夠體會這片土地並不能以狹隘的權力來定義，而應該以盛放的文學來命名。三十年來的藝術升華與救贖，似乎與近百年前的飄搖之光相互映照。在歷史中跋涉，有時越過沙漠，有時飄過海洋。深深體會到一首詩，一篇散文，一部小說，就是一個驛站。浴火在慘烈的權力戰場之後，倖存之軀卻被文學收留。如果這就是餘生，那幻滅，那覺醒，最後都容納在文學史的十年之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