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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深深的牽掛--窗裡窗外序

內容

庭院深深的牽掛--窗裡窗外序
董橋/中國時報(20110724)
     縱然不是同一輩的人,林青霞字裏行間的執著 和操持我不再陌生,偶爾靈光乍現的感悟甚至給過我綿綿的慰藉:我們畢竟都是惜福的舊派人。

     畢竟不是同一輩的人。讀林青霞文章有些段落覺得她可以再寫深些,有些情節她著墨稍濃,我想著替她沖淡些,再一斟酌,還是輕輕放她過去:過些年她的視野會變,筆鋒會變。我開玩笑罵過她沒大沒小,她很認真向我陪罪,我也很認真看到她這個人講分寸,講禮數,講操守,寫文章絕不草率,幸虧我從來不在她原稿上多動紅筆。沒大沒小說的不光是做人的規矩也是作文的忌憚,隨隨便便增刪她的文字,沒大沒小的不是她倒是我了。

     認識林青霞之前我先讀過她的幾篇小品,覺得亮堂極了,覺得她應該騰點時間和心緒在這段路上多走幾步。我跟馬家輝說了。我也曾經想過約她寫稿,轉眼又嫌折騰,嫌麻煩,嫌唐突,拖淡了。人老了許多事情徒有那份誠心沒有那份耐心。偶然拜讀很少幾篇新秀的好作品心中欣喜是一回事,著意鼓勵似乎多事了。多事不好。像我這樣的老頭子還學不會不多事那叫不長進。說得再白些,飯局茶座酒會我都嫌煩,好朋友隨興隨意不約而聚反而開心。奇怪,那回林青霞找金聖華約我一敘我倒一口答應了:我想我真的很想欣賞一下她絕代的風華。
     收起紅筆,不改了

     林文月那篇〈午後書房〉寫她「睡了一個失眠的午覺」坐在書房裏隨想隨寫。林先生說她「獨坐良久,倒也未必是一直專心讀書寫作」,偶爾重讀遠方來信,偶爾什麼念頭都沒有,偶爾安享這個寧謐的斗室,自在而閑適:「天色已昏暗,我本想讓吊燈也亮起,可是並沒有走到門口去開那個開關,反而順手把檯燈關熄;於是,薄暮忽然就爬進我的書房裏」。林青霞告訴我說她要出文集的時候我想起林文月用了這篇〈午後書房〉做她一集散文的書名,林青霞是夜貓子,讀書寫作好像都在午夜,她的文集似乎可以改林先生一個字題為《午夜書房》,穩健,寫實:

     有一次從外面吃了晚飯回到家,經過梳妝檯,突然想到什麼,怕一會兒忘記,馬上伏在桌上寫,不知不覺坐了幾個小時,窗外傳來鳥的叫聲才知道天已亮了,看看鏡中的自己,不覺失笑,原來我臉上的妝還沒卸,耳朵上的鑽石耳環正搖晃著,低頭一看,一條藍色絲質褶子裙,腳上竟然還穿著高筒靴,時鐘指著六點半,正是女兒起身吃早點的時候,趕忙下樓陪女兒。

     這段敘述直接,乾淨,清楚,素筆描寫回家伏案到天亮的過程,一連用了十五個逗號不滯不塞。我初讀覺得三處逗號應該改成句號;再讀,有點猶疑了,不改了,生怕改了壞了那朵浮雲那彎流水。林文月說文章像行雲流水自然無滯,那是作者把文章寫成如行雲如流水一般自然的效果,跟雕琢過的文章一樣,是作者費過心的經營和安排。林青霞每回要我改文章我總會想起林先生這番體悟,盡量不去改動她的經營和安排,頂多替她挪動幾個標點符號,林青霞於是說「董橋很注重標點符號」。我原想改為句號的三個地方是「馬上伏在桌上寫」;「窗外傳來鳥的叫聲才知道天已亮了」;「腳上竟然還穿著高筒靴」。拿著紅筆幾番躊躇之際,我回頭看到這篇〈新書自序〉第四段第一句話說「馬家輝是我的伯樂」,句號:她下標點顯然都盤算過了。我踏踏實實收起了紅筆放任這段清溪潺潺流蕩。

     只分好壞,不分哀樂

     一天,我在陸羽茶室遇見林青霞的一位影迷,五、六十歲的紳士,西裝領帶袖扣考究得不得了,說是從來沒有錯過林小姐的電影,林小姐刊登在報刊上的文章他也從來一一拜讀:「拍過百部片子的人了,身上怎麼說也養著不少文學細胞,」他說。「確實是個會寫文章的人,只是一生如意,未經磨難,篇章裏少了三分滄桑!」是初識,我笑了笑沒有跟他深談。文學真苦,真冤,這位先生說的這番傳統觀點我聽慣了。文章其實只分好壞,不分哀樂,真要林青霞受苦受難才寫得出驚世鉅作我情願她不寫。上星期讀洪深女兒洪鈐寫女作家趙清閣我心裏難受得要命。她說一九五○年二月上海召開第一屆文代會,趙清閣受命在會上公開自我批判,她不肯談政治只肯談創作談文藝思想,她滿腔委屈在會上一邊講一邊流淚,台下聽眾還以為她檢查深刻,懺悔飲泣。會後,趙清閣默默走出會場,張愛玲從大門外迎上來跟她握手,什麼都沒說,「一切盡在不言中」。不久,張愛玲遷來香港前約趙清閣到咖啡館話別:「張愛玲可以離開,可趙清閣阿姨無處可去」,她留在上海承受生活、工作、經濟、感情的壓力,閉門謝客,閉門酗酒,閉門抱恙,直到替上海電影公司寫劇本《女兒春》她才「出山」,一九九九年八十五歲去世。洪鈐這篇文章叫〈梧桐細雨清風去〉,寫盡趙清閣一生不願意寫的大悲大痛和大難。我書房裏她畫的那幅小小設色花鳥還在,筆意跟她的容顏一樣清秀,一樣脫俗。

     字裡的執著與慰藉

     美了幾十年,紅了幾十年,林青霞一定有點累了。讀她的作品我起初只顧認文不認人,忘了有些事、有些人、有些從前、有些現在、有些未來別人可以放手放心寫,她不可以。認識久了些,交往深了些,我漸漸熟悉她的避諱和她的考量,讀她的文章我於是多了一層體念和體惜,盡量遷就她細緻的顧忌,盡量在她的框架裏給她說說一點措辭上的意見。當然,文章裏有些環節我覺得她應該放鬆寫的我也輕輕提醒她:謹慎慣了她難免忘記寫作的尺度可以比做人的尺度寬綽些。我在台灣上過學,林青霞在台灣成長。我的台灣是五、六十年代的台灣,荒村雞鳴,斷橋蓑笠;她的台灣是七、八十年代的台灣,舊民國的教養還像柳梢的月色那樣朦朧,帶著淡淡的矜持楚楚的愛心還有庭院深深的牽掛,茶室裏那位先生說的文學細胞也許是這些養份的功德:「隱隱作痛的感覺挺好的!」前兩天她在電話裏說起腳背撞傷忽然迸出這樣一句話。果然是隱隱然的一份眷注,林青霞的寫作歷程不缺傷逝的隱痛,不缺哀樂的反省,那已然夠她下半輩子消磨了,誰還忍心稀罕梧桐細雨裏一波接一波的大悲大痛和大難?縱然不是同一輩的人,她字裏行間的執著和操持我不再陌生,偶爾靈光乍現的感悟甚至給過我綿綿的慰藉:我們畢竟都是惜福的舊派人。(本文摘刊自時報文化出版新書《窗裏窗外》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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