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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深深的牽掛－－窗裡窗外序
董橋/中國時報(20110724)
    　縱然不是同一輩的人，林青霞字裏行間的執著 和操持我不再陌生，偶爾靈光乍現的感悟甚至給過我綿綿的慰藉：我們畢竟都是惜福的舊派人。

    　畢竟不是同一輩的人。讀林青霞文章有些段落覺得她可以再寫深些，有些情節她著墨稍濃，我想著替她沖淡些，再一斟酌，還是輕輕放她過去：過些年她的視野會變，筆鋒會變。我開玩笑罵過她沒大沒小，她很認真向我陪罪，我也很認真看到她這個人講分寸，講禮數，講操守，寫文章絕不草率，幸虧我從來不在她原稿上多動紅筆。沒大沒小說的不光是做人的規矩也是作文的忌憚，隨隨便便增刪她的文字，沒大沒小的不是她倒是我了。

    　認識林青霞之前我先讀過她的幾篇小品，覺得亮堂極了，覺得她應該騰點時間和心緒在這段路上多走幾步。我跟馬家輝說了。我也曾經想過約她寫稿，轉眼又嫌折騰，嫌麻煩，嫌唐突，拖淡了。人老了許多事情徒有那份誠心沒有那份耐心。偶然拜讀很少幾篇新秀的好作品心中欣喜是一回事，著意鼓勵似乎多事了。多事不好。像我這樣的老頭子還學不會不多事那叫不長進。說得再白些，飯局茶座酒會我都嫌煩，好朋友隨興隨意不約而聚反而開心。奇怪，那回林青霞找金聖華約我一敘我倒一口答應了：我想我真的很想欣賞一下她絕代的風華。
    　收起紅筆，不改了

    　林文月那篇〈午後書房〉寫她「睡了一個失眠的午覺」坐在書房裏隨想隨寫。林先生說她「獨坐良久，倒也未必是一直專心讀書寫作」，偶爾重讀遠方來信，偶爾什麼念頭都沒有，偶爾安享這個寧謐的斗室，自在而閑適：「天色已昏暗，我本想讓吊燈也亮起，可是並沒有走到門口去開那個開關，反而順手把檯燈關熄；於是，薄暮忽然就爬進我的書房裏」。林青霞告訴我說她要出文集的時候我想起林文月用了這篇〈午後書房〉做她一集散文的書名，林青霞是夜貓子，讀書寫作好像都在午夜，她的文集似乎可以改林先生一個字題為《午夜書房》，穩健，寫實：

    　有一次從外面吃了晚飯回到家，經過梳妝檯，突然想到什麼，怕一會兒忘記，馬上伏在桌上寫，不知不覺坐了幾個小時，窗外傳來鳥的叫聲才知道天已亮了，看看鏡中的自己，不覺失笑，原來我臉上的妝還沒卸，耳朵上的鑽石耳環正搖晃著，低頭一看，一條藍色絲質褶子裙，腳上竟然還穿著高筒靴，時鐘指著六點半，正是女兒起身吃早點的時候，趕忙下樓陪女兒。

    　這段敘述直接，乾淨，清楚，素筆描寫回家伏案到天亮的過程，一連用了十五個逗號不滯不塞。我初讀覺得三處逗號應該改成句號；再讀，有點猶疑了，不改了，生怕改了壞了那朵浮雲那彎流水。林文月說文章像行雲流水自然無滯，那是作者把文章寫成如行雲如流水一般自然的效果，跟雕琢過的文章一樣，是作者費過心的經營和安排。林青霞每回要我改文章我總會想起林先生這番體悟，盡量不去改動她的經營和安排，頂多替她挪動幾個標點符號，林青霞於是說「董橋很注重標點符號」。我原想改為句號的三個地方是「馬上伏在桌上寫」；「窗外傳來鳥的叫聲才知道天已亮了」；「腳上竟然還穿著高筒靴」。拿著紅筆幾番躊躇之際，我回頭看到這篇〈新書自序〉第四段第一句話說「馬家輝是我的伯樂」，句號：她下標點顯然都盤算過了。我踏踏實實收起了紅筆放任這段清溪潺潺流蕩。

    　只分好壞，不分哀樂

    　一天，我在陸羽茶室遇見林青霞的一位影迷，五、六十歲的紳士，西裝領帶袖扣考究得不得了，說是從來沒有錯過林小姐的電影，林小姐刊登在報刊上的文章他也從來一一拜讀：「拍過百部片子的人了，身上怎麼說也養著不少文學細胞，」他說。「確實是個會寫文章的人，只是一生如意，未經磨難，篇章裏少了三分滄桑！」是初識，我笑了笑沒有跟他深談。文學真苦，真冤，這位先生說的這番傳統觀點我聽慣了。文章其實只分好壞，不分哀樂，真要林青霞受苦受難才寫得出驚世鉅作我情願她不寫。上星期讀洪深女兒洪鈐寫女作家趙清閣我心裏難受得要命。她說一九五○年二月上海召開第一屆文代會，趙清閣受命在會上公開自我批判，她不肯談政治只肯談創作談文藝思想，她滿腔委屈在會上一邊講一邊流淚，台下聽眾還以為她檢查深刻，懺悔飲泣。會後，趙清閣默默走出會場，張愛玲從大門外迎上來跟她握手，什麼都沒說，「一切盡在不言中」。不久，張愛玲遷來香港前約趙清閣到咖啡館話別：「張愛玲可以離開，可趙清閣阿姨無處可去」，她留在上海承受生活、工作、經濟、感情的壓力，閉門謝客，閉門酗酒，閉門抱恙，直到替上海電影公司寫劇本《女兒春》她才「出山」，一九九九年八十五歲去世。洪鈐這篇文章叫〈梧桐細雨清風去〉，寫盡趙清閣一生不願意寫的大悲大痛和大難。我書房裏她畫的那幅小小設色花鳥還在，筆意跟她的容顏一樣清秀，一樣脫俗。

    　字裡的執著與慰藉

    　美了幾十年，紅了幾十年，林青霞一定有點累了。讀她的作品我起初只顧認文不認人，忘了有些事、有些人、有些從前、有些現在、有些未來別人可以放手放心寫，她不可以。認識久了些，交往深了些，我漸漸熟悉她的避諱和她的考量，讀她的文章我於是多了一層體念和體惜，盡量遷就她細緻的顧忌，盡量在她的框架裏給她說說一點措辭上的意見。當然，文章裏有些環節我覺得她應該放鬆寫的我也輕輕提醒她：謹慎慣了她難免忘記寫作的尺度可以比做人的尺度寬綽些。我在台灣上過學，林青霞在台灣成長。我的台灣是五、六十年代的台灣，荒村雞鳴，斷橋蓑笠；她的台灣是七、八十年代的台灣，舊民國的教養還像柳梢的月色那樣朦朧，帶著淡淡的矜持楚楚的愛心還有庭院深深的牽掛，茶室裏那位先生說的文學細胞也許是這些養份的功德：「隱隱作痛的感覺挺好的！」前兩天她在電話裏說起腳背撞傷忽然迸出這樣一句話。果然是隱隱然的一份眷注，林青霞的寫作歷程不缺傷逝的隱痛，不缺哀樂的反省，那已然夠她下半輩子消磨了，誰還忍心稀罕梧桐細雨裏一波接一波的大悲大痛和大難？縱然不是同一輩的人，她字裏行間的執著和操持我不再陌生，偶爾靈光乍現的感悟甚至給過我綿綿的慰藉：我們畢竟都是惜福的舊派人。（本文摘刊自時報文化出版新書《窗裏窗外》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