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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薛仁明】 2011.07.29 04:06 am
 
 

曾經的迷失，反倒成就了他；無有這段波折，也未必有日後的沉靜與安穩。我看大陸的知識分子，亦復如是……

圖╱潘昀珈
 
暮春時節，因簡體《孔子隨喜》出版，遂有十餘天的大陸之行；從滬杭，往成都，再至北京，所見所聞，多有感觸。其中之最，則是，大陸的讀書人，實在太不快樂了。

讀書人的鬱結憂深，兩岸皆然；真要多找些清朗之人，也著實不易。但相較說來，大陸的讀書人，除了憂鬱乾枯，普遍是更急躁，也更容易激憤。知識分子才相聚一堂，動輒開罵，個個義憤填膺，人人宛若社會良心。當政者也心知肚明，於是，防民如防賊；提防知識分子，尤其徹底。兩造之間，疑忌日深；彼此互信，蕩然無存。結果，越罵越防，越防越罵。因此，我看到許多知識分子一張張的臉，躁、怒、憤、戾，全然全然，都是糾結。

看著他們糾結的臉，又想著他們天下國家的懷抱，兩相對照，不禁感慨，也讓我想起了那位焦慮的母親。這回，是在北京首都圖書館的公開講座，講題「與孔子聞風相悅」，我特意留一小時給聽眾提問。底下之人五花八門，所提問題各式各樣。有人問起了陸王心學宛如博士口考之題目，也有人提起了小孩越來越不快樂該怎麼辦的大哉問。我特別記得，這大哉問者，是位看來學識不豐還帶些土氣的家庭主婦；但我直覺親切，很能體會她的真實感。比起許多的博學之士，她的問題，毋寧是更無半點浮辭與虛語。

我未能詳答，只略略言道，一般說來，小孩憂鬱，是因父母焦躁；父母放鬆了、明朗了，小孩才可能快樂得起來。學校裡不也一樣，除了體制之僵化，有些老師其實是過度操心學生，是被自己的「愛心」、「責任感」給團團困住，結果，落得一身浮躁，天天煩悶，那麼，又如何教導出身心健全的下一代呢？

我勸她先放輕鬆；若放得鬆，孩子就有變化；別急著替小孩緊張。我沒說出口的，是孔子那句話，「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就「位」而言，在家裡，父母是「君子之德風」，孩子則是「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父母自身，才是關鍵！

孔子這句話，更可說給大陸的知識分子也來聽聽。

中國讀書人，自宋儒以來，道德感太深，道德範圍太窄，又過度以天下為己任。因此，一天天嚴肅，臉部肌肉也日益僵硬。這一僵硬，這一緊繃，遂繃壞了民族的氣運，也繃出了中國文明之衰微。百年來，延續宋儒之緊繃，加上救亡圖存之壓力，這「重責大任」，「壓迫」得知識分子臉部更加扭曲。於是，他們開始慷慨激昂，漸漸地，轉成了憤懣乖戾。慷慨與憤懣，看似有別，卻常常只是一線之隔，有時也僅僅一步之遙。

正因這樣的慷慨激昂，於是，迎來了中共早期之「滿懷理想」；而相應於後來的憤懣乖戾，也遂有毛時期之荒腔走板。「滿懷理想」與荒腔走板，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事實上，亦仍是一線之隔與一步之遙。日後中共建政，終至文革，知識分子之飽受糟蹋，雖說可傷，雖說可憫，但是，請恕我直言，知識分子與中共彼此之千絲萬縷，兩者之互為因果，恐怕，連今日動輒痛斥中共當局者，都未必如實觀照得到。

性情，才是一切之根本。近代中國政治之敗壞，追根究柢，是人壞；說句知識分子不愛聽的話，百年來生靈之塗炭，關鍵原因，是讀書人性情之失其正。

那群知識分子始終以為，政府之根本問題，是制度法治尚未建立。殊不知，種種昔日之惡，其實是因為人壞，是因為性情扭曲，並非制度有多麼的不足。不能因為曾經為惡，便滿腦子要設計制度來提防為惡。如此思維，結果必然只是，越壞越防，越防越壞。最後，遂造就了今日雙方的猜忌日深與互信蕩然。

制度與法治，從來就不是清末以來知識分子想像的那般重要。最佳例證，就是台灣的民主法治化。這二十年來，尤其陳水扁時代，台灣成日「依法行政」，滿嘴法律制度，但是，人心之敗壞，莫此為甚。乍看之下，眼前的台灣，「民主」成就斐然，但究其實，輿論失焦渙散，知識分子乏力虛無，整個社會耽溺在物慾與低級趣味中無以自拔。沒有人的性情之美作為支撐的民主法治，只會邁向整個社會慢性的萎死。

又比如說，現今台灣的大學評鑑，多有制度呀！數量化，標準化，有條有理，完完全全就是黃仁宇所強調的「數目化管理」；但是，正因這樣的「數目化管理」，台灣的大學系統，這些年來，才逐步走向崩壞。因為「數目化管理」，台灣目前的大學，已然容不下大師；將來，也會容不下真正的好老師。台灣教育的沉痾，其實是太有制度，卻毫無情性。

昔日秦朝暴虐，但劉邦在建國之初，卻全然沿襲嬴秦制度，照樣開出了兩漢盛世。而後，唐沿隋制，幾無更動，亦同樣開出了大唐盛景。秦漢之異，隋唐之別，都不在於制度，而在性情。論起性情，宋儒因道德觀念狹隘，總瞧不起劉邦；覺得他既沒讀書，又像個無賴。殊不知，劉邦的性情，比那一幫儒者，實實要好上許多。劉邦凡事看得開，最有中國人該有的寬、厚、通、豁，於是，豁然大度，知人善任，沒有讀書人的酸腐，更沒有讀書人常犯的意必固我。正因有此好性情、好氣度，故而連秦朝的暴虐，都傷害不了他；反倒那群滿嘴仁義卻性情褊狹的所謂儒者，最後多被踏殺。

有劉邦的好性情，才有漢朝質樸而大氣的四百年好江山。

制度固然重要，但後頭人之情性，才是歷史之真消息。

我在成都講座，特別提起，國學熱也好，復興文化也罷，最要緊的，無非是要恢復中國人該有的性情；講得更具體，就是要找回那一張張中國人該有的臉。現今某些專家談「國學」，一臉市儈氣；另有某些專家，則滿嘴酸腐氣。凡此惡氣，不聽還罷，一聽，恐怕臉部都更要變形難看。見了這些臉，只覺得五四的打倒傳統，可真有理！談「國學」，談傳統文化，若無益於人之性情，那寧可不要！

但是，我這回與雙流縣的研習會談話，聽他們談國學，談傳統文化，卻是音聲清亮，面目淨好。我看著這群人，心頭歡喜，期待滿懷。成都雙流縣傳統文化研習會是個民間組織，成員多樣，舉凡有公務員、諮商師、電視主播，還有企業主管。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則是一個水果行老闆，他識字不多，平均十個字，會寫錯四個。但我談中國文化，一字一句，他都聽得有滋有味。別人提問，我才答罷，他便用四川話又再評唱一番；他的評唱，我不甚聽懂，但看那滿堂和氣，聽那鬨堂笑語，再瞅著大家的一臉滋潤，我於是相信，中國人該有的臉，是找得回來的。

文革當時，民間戕害甚深；但民間水深浪闊，又豈是斲毀得盡？結果，三十年後，休養生息，元氣便又恢復了。研習會這群人，都算不得知識分子；但正因如此，他們沒有憂鬱乾枯，也沒憤懣乖戾；他們談傳統文化，未必多麼深刻，但卻是滋滋潤潤，有神采，有情性。這就對了。

自古以來，士為四民之首；直至近代，讀書人仍以天下為己任，以社會良心自居，原都該有「君子之德風」的自覺。然而，不幸的是，百年來民族性情之丕變，是讀書人帶頭迷失；而今，民族性情之恢復，知識分子卻又最為殿後，甚至最持異議。當民間元氣已然甦醒，甚至共產黨政府的少數要員也力抗阻礙，要致力於恢復民族情性之際，獨獨只有知識分子，憤懣依舊，乖戾如常。他們憂「國」憂「民」，但是，政府與民間，卻都比他們健康明朗。他們閉鎖書堆，被一堆知識概念攪得臉面扭曲，卻絲毫不能自知，還動輒以真理自居，以引領者自任。唉！這該從何說起呢？

百年來，知識分子因過度操切，以至於忘掉了：再怎麼天下己任，再如何國家民族，都該以修身為其根本。昔日子路問「君子」，孔子答曰，「修己以敬。」子路追問，「如斯而已乎？」孔子又答，「修己以安人。」子路續問，「如斯而已乎？」孔子最後回答，「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是的，三次回答，三次「修己」；這「修己」，修己之身，才是一切天下國家之起點。要憂「國」憂「民」之前，都該先「憂己」，反省自己是否已然一身清爽而又一身明白？但是，近代知識分子不僅忘了要「修己」，甚至還找來了一套說辭，撇清了個人修身之必要。知識理論之誤人，也莫此為甚！於是，他們不斷援引「新」理論，不斷論述「新」學說，整天痛罵，成日憤戾；如此這般，終至一己憔悴乾枯，國政也日益敗壞。如此誤人，又如此誤己，正是百年來知識分子最大的悲劇！

「修己」，才是一切之根本。今日知識分子，因為五四包袱過深，都忘了要修身，忘了要有個好性情。我以前教書，遇有一些聰明學生，某段時日，突然性情大變，迷失得徹底；那臉，全變了個人似的。然而，隔些年後，再逢又見，他卻已然迷途而後返；經此轉折，除了恢復舊日樣貌，反更增添了一份安然與淡定。於是，這曾經的迷失，反倒成就了他；無有這段波折，也未必有日後的沉靜與安穩。我看大陸的知識分子，亦復如是。他們一臉躁鬱，我雖說感慨，卻也不甚憂心。因為，說不定，哪天因緣具足了，可能只是起身照個鏡子，久未細看的自身臉龐，才一定神，赫然發現，果然不對，真真不對；於是，眼前無路，想回頭，就這樣迷途知返，一下子就幡然猛醒了。如此生命翻轉，其實一點都不奇特；許多人都有類似的生命經驗。這一翻轉，於是，他們重新要修身，重新觀照性情，還發現孔老先生說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是老話，但還真有道理。就這樣，一旦讀書人重新知道「修己以安人」，重新擔當真正引領的角色，不必成天議論，不必憂心忡忡，只要他們臉上的躁、怒、憤、戾，經此一轉，漸漸化成了中國人最該有的寬、厚、通、豁，那麼，一個真正的盛世，就指日可待了！

【2011/07/29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