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周末書房／根 在原鄉的一棵大樹
 
【聯合報╱林俊穎】 2011.07.30
 
推薦書：聶華苓《三輩子》（聯經）

綜覽全書，我們閱讀的是一個女性、一個握筆的人超過八十年由剝而復的旅程，早年的顛沛流離、威權脅迫沒有折損她做為一位文學公民的胸襟與眼光……

民國百年回憶錄接力問世

或許是人總想要在歷史長河定錨的習慣吧，民國一百年，前有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巨流河》打頭陣，《三輩子》接力於此時此地重新彙編問世，不管作者群是否都內建了大歷史的觀照企圖，這些前輩共同經歷了抗戰、國共內戰、冷戰，跨過千禧年，他們個人的一生歲月無一不是歷史重重疊疊的銘刻，歷經一次次跨越邊界或國界的遷徙或流放，鑄成了一己經驗飽滿且傷痕累累的傳奇。

全書將近六百頁的本文，匯流了聶華苓女士先前幾本著作而集大成，《三生三世》（2004）、《鹿園情事》（1996）、《聶華苓札記集》（1991），北京三聯書店的《三生影像（影文回憶錄）》想必也在內。因此閱讀此書不啻是置身文字影像共伴的環形劇場，對照詳看，全書不止是始於作者出生之年的1925，兵馬雜遝的民國史遂成鋪底的遠景，沉重的歷史感綿亙到底。而聶女士反覆取「三」為其生平符碼，她自己總結的底蘊深厚的兩句：「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我這輩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陸，台灣，愛荷華，幾乎全是在水上度過的。長江，嘉陵江，愛荷華河。」三階段，三地，彼此關係千絲萬縷，編年又斷代的彙整成為必然。

雷震、殷海光在此再度復活

資深的小說讀者不會忘記聶女士的《失去的金鈴子》與《桑青與桃紅》，前者是在鏖戰的年代、短暫避難的彷彿桃花源裡娓娓訴說純真的試煉與喪失，後者則是面對國族離亂苦無出路的困境，失根又失語的女子以人格分裂精神錯亂自縛。「屈原既放，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是民國女子版的離騷。小說還原到這一本厚書自傳，便是自述身家與流亡學生的第一部，無關性別議題，但她對母親、祖父的侍妾「貞君」、幾位女同學的深情關注，延續到八○年代重返大陸，執念一一查訪，無形中呈現了新舊女性有無啟蒙的光譜比較。

相對的，篇幅不到八十頁的第二部，聚焦在《自由中國》案、雷震、殷海光。回顧那段高壓箝制的時日，聶華苓有心讓史料自證，她不掩飾對一代大師胡適面臨蔣氏強權的優柔退卻的憤懣與鄙夷；更陳列了雷震十年間給她的九封信，泰半簡要數筆陳述了健康狀態的每下愈況，最後是雷震夫人的信：「儆寰的病已無法挽救，目前已不能說話，更不能道出他的痛苦了。除了寒心呼天，對他毫無補助。」同樣珍貴的則是她寫出了同一屋簷下、愛花嗜喝咖啡的「室友」殷海光的人間情味與赤子之心；1951年，聶的么弟飛行失事，殷海光用心良苦，長達半年每日黃昏陪伴聶母去那時仍是處處田野的松江路一帶散步聊天，「談生死哀樂，談戰亂，談生活瑣事，談宗教」，為的是當聶母發現么兒死亡的那一刻，可以多少有一道不致崩潰的心理防線。

身為台灣民主化歷程的祭品，雷、殷兩位先生在此再度復活般，是有血有肉的我們同代人。

來到文學共和國，鏡頭轉為彩色

讀者隨著《三輩子》的長河順流而下，來到最後一部的文學共和國，鏡頭似由黑白轉為彩色，聶華苓與愛荷華丈夫保羅‧安格爾，一對神仙眷侶，在一個駕船漫遊河上的日子，萌生了「國際寫作計畫」，「……在1967年誕生了，現在已有一千多位作家從世界許多地區來過愛荷華。就從那條小船，我和Paul一同走過二十世紀的人景──歡樂，災難，死亡，生存。」那正是聶華苓的黃金時代的開始。

書腰上畫龍點睛的致敬語：「她家的客廳，是半個世紀華文文壇──大團圓」，一整個從熾熱到退燒的冷戰年代，而今我們按圖索驥、一百多張照片佐證，重新見識了曾經有過的文學盛世，那些不同國籍的寫作者帶著集權專制程度有差異，然而都有著被侮辱、被損害的傷痕記憶，受邀去到「生長之地」愛荷華城如同避秦，如同奧林匹斯山，暫時得到喘息休養，華文作者群包括陳映真、楊逵、王拓、楊青矗、柏楊，包括文革劫後餘生的丁玲、艾青、蕭乾、張賢亮，這是本書最溫暖也最令人省思的部分，每一張照片寥寥數行的註解文字，是照片中人那寫作者的生命切片，跨越了種族、膚色與國籍，潛藏最濃縮的哀矜與理解。聶華苓長於在短行作鳥瞰式結語，「二十世紀是流放人的世紀。廣義的流放：隔離社會，或是家園，或是故土，或是政治主張，都是流放。坐牢是流放，離開家園是流放，甚至在自己的家園，也可能是流放。還有被迫的流放，自我流放。」我們或可再延伸，因流放而走向更遠更廣闊。

此書我們看到的是開枝散葉的勝景
綜覽全書，於是我們閱讀的是一個女性、一個握筆的人超過八十年由剝而復的旅程，早年的顛沛流離、威權脅迫沒有折損她作為一位文學公民的胸襟與眼光，她再三遷徙的旅跡，亦即以身驗證了文字創作得以穿越國界，輻射光與熱，去實踐世界文學的企圖。唐君毅先生曾有《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此書我們看到的則是開枝散葉的勝景。

今年五月底的「國際寫作計畫」回顧座談，與會者感念最多的正是聶女士的俠義、寬容大度。關於《桑青與桃紅》的寫作動機，她曾自剖剛到愛荷華有好幾年寫不出一個字，只因不知自己的根究竟何在，「當我發覺只有用中文寫中國人、中國事，我才如魚得水，自由自在。我才知道，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根。中國是我的原鄉。愛荷華是我的家。」在她的母語之地花繁葉茂的這一棵《三輩子》大樹，靠兩岸三地的文學子民最近。古有詩句如此：「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