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文學沒有辦法嚴肅對待，必須用幽默、玩笑、鬧劇的方式才寫得出來，才有說服力，例如《旁達雷翁上尉和勞軍女郎》、《愛情萬歲》這些小說……」

享受愛情遠比用手寫來得好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祕魯作家尤薩（Mario Vargas Llosa，2010年獲獎）與夫人今年6月12至20日訪問中國九天，分別在上海和北京舉行專題演講與座談會。西班牙駐北京塞萬提斯學院主任易瑪女士（Inmaculada Gonzalez Puy）一路陪同。我從台北飛北京，參加17日、18日兩天的活動。行前經過許多學者、朋友的協助（陳眾議所長，趙振江、尹承東兩位教授），讓我此行順利參與各項學術活動。這一次是第三次在活動中見到尤薩，也是最近距離的接觸（第一次是博士生第一年，馬德里大學首度舉辦暑期課程，尤薩開講；第二次是2003年墨西哥國際筆會活動）。

尤薩今夏在北京開講，強調自己是為所書寫的歷史、故事而活。 張淑英／圖片提供

由於前一夜上海飛機延誤，尤薩半夜三點才抵達下榻的飯店，錯過了西班牙駐北京大使館的晚宴，翌日上午的演講不見倦容，七五年歲的尤薩依然風采翩翩。17日上午在中國社科院的專題演講〈一個作家的見證〉，大部分敘述自己寫作的經驗和成長歷程，一般對他略有所知的讀者已是耳熟能詳。倒是他提到幾點，雖然也在他許多不同的散文、文學評論中寫過，仍值得再三回味：文學與幽默，文學與語言，文學與愛情，文學與謊言。

他說：「有些文學沒有辦法嚴肅對待，必須用幽默、玩笑、鬧劇的方式才寫得出來，才有說服力，例如《旁達雷翁上尉和勞軍女郎》、《愛情萬歲》這些小說。」「寫小說不是要訴說事實，而是要敘述謊言，一種創造的真實，透過歷史來說歷史。」這告白再度印證他寫《馬奎斯：弒神的故事》和《謊言中的真實》的脈絡和一貫的寫作態度，他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說〈閱讀與虛構的禮讚〉（“Elogio de la lectura y la ficcion”）一樣重述這個理念；至於愛情的題材，他直言：「享受愛情，過情愛生活遠比用手寫來得好太多了。」說得全場聽眾哈哈笑。另外，舞動文學最重要的動力是語言和文字：「成就文學一連串的理由當中，重要的元素是語言文字的使用，要熟悉自己的語言，充分掌握自己的文字。」

政治可以成為文學素材，但文學不能為政治所用

針對最後這一點，下午在社科院的座談會中我也提問。在大部分作家學者輪番評論與表達對尤薩的敬意之後，我先用中文問候在場聽眾，說明自己前一夜才從台北抵京，緊接著便用西文直接問候尤薩。我提到我帶來台灣讀者的問候，這個他曾經三度造訪的美麗之島，希望他接受跟他最有淵源的中華民國筆會的邀請，以及他經常念茲在茲的與殷張蘭熙女士的情誼，近期得有機緣四度訪問台灣。我提到，他的作品《公羊的盛宴》和《壞女孩的惡作劇》隱約提到台北和會講閩南語的人物，不知這些是信手拈來、隨意書寫，還是他深刻的回憶？又，他素有「小沙特」的美名，亦即服膺沙特所謂文學要跟社會的脈動結合，替弱勢發聲，在當今社會中，他覺得邊緣社群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一口氣趁機再追問，他上午所說的「文學的理由」──嫻熟應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去寫作──那麼他身為祕魯作家，一個印加文明豐富的國度，印加文化留下的克丘亞語（quechua）也是一種語言文字，如果他用克丘亞語書寫創作，他的文學將會是什麼樣貌？是否能夠像今日一樣全球化？

尤薩統整一個半小時下來各式各樣的問題一起回答。他提到：「一個最棘手、敏感且脆弱的問題是，將文學與政治混為一談。政治可以成為文學的素材，但是文學不能為政治所用……今天的我已經不是為我個人而活，而是為我所書寫的歷史而活，為我想說的故事而工作。」談到克丘亞語，他特別推崇同胞作家阿奎達斯（Jose Maria Arguedas，1911-1969；今年剛好是他的百歲冥誕），他致力推廣印第安原住民文化，並且用克丘亞語書寫；但是「我自己，一方面不懂克丘亞語，另一方面，克丘亞語的人口和使用範疇狹小，作為文學創作的語言不實際，影響力有限，並不適合」。下午這場座談會豐富有趣，隨著問題的多元與深度，讓尤薩更有興致談他的文學觀。

不忘殷張蘭熙的友誼

「給我台灣的讀者，我最溫暖的問候。──巴爾加斯‧尤薩」 張淑英／圖片提供

17日晚間祕魯大使館的歡迎酒會賓客有限，是就近與尤薩夫婦交談的好時機。由於尤薩的祕書行前告訴他們有一位從台灣去的，尤薩夫人帕德麗西雅由易瑪女士陪同，一進門見到我便說：「這位從台灣來。」晚上酒會的賓客和演講與座談會的年輕書迷或「粉絲」最大的不同是，一樣悸動景仰的心，卻不能有一樣的衝動和瘋狂，想要親近大師與之交談，不能尖叫，不能旁若無人，不能一個人霸占。尤薩一進門，也許是下午座談會餘音猶在，身材高䠷的他屈身，我們一個西式的擁抱，備感親切。我拿出筆會2002年的殷張蘭熙女士的特輯，他見到1979年兩人在里約、熱內盧的合照，一見如故，侃侃而談，說起他與殷女士過去志趣相投，合作過許多事情；說他仍然定期收到筆會季刊，關心目前運作是否一如往昔，筆會組織與活動是否依然順暢活躍？詢問我的工作，又問我從台灣去中國是否順利無礙，是否需要簽證？對岸來台是否一樣通暢無阻？一邊交談當兒，我順手交給他台大外文系系主任、中華民國筆會主編梁欣榮教授的正式邀請函，他隨即收下放進西裝口袋。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身旁擁簇的人越來越多了，我拿出他最新作品《塞爾特人的夢想》（El sueo del celta, 2010）請他簽名，他一看是西文版特別興奮，因為幾天簽名下來，都是中譯本。我說這是今年三月在馬德里參觀塞萬提斯學院以他為首的「被遺忘的見證人」攝影展時購買的。這部小說描述十九世紀愛爾蘭參事凱斯門（Roger Casement）的外交生涯，揭發諸多違反人權的不公不義，以及比利時雷波多二世（Leopoldo II, 1835-1909）在剛果殖民時期的暴政。我又拿出塞萬提斯中心的邀請函，請他寫下對台灣讀者的問候，告訴他台灣已出版的中譯本，以及行將面世的《公羊的盛宴》（編按，已於八月初由聯經出版），他揚起眉毛，喜形於色。在那分秒必爭的加速度談話當下，看著尤薩的筆，我的背卻已經開始顫動，意味後面的人潮力道已無法抵擋。

訴說的故事要有人分享

我走到一旁，和尤薩夫人聊天。她說旅途遙遠，又有時差，此行訪問中國、日本，時間頗長，而且是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安排的活動（主管機關為西國外交部），無法一路順道到台灣，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專程拜訪。酒會性質的晚宴時間較短，尤薩與西班牙大使另有約談，瞬間便從人群中消失。在這短暫卻相當近距離的交談中，從尤薩的表情、應對和言談內容，深覺一個作家最看重的仍然是讀者是否閱讀他的作品，是否了解他／她的故事，還有作品的普及（各種語言譯本），那表示他所關心的歷史、他所要訴說的故事有人分享，有人評論，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不管是和諧的共鳴或是變調的雜音，重要的是有回響，而不是作家一個人的獨白，也不是讀者單純言詞的讚頌。

18日是塞萬提斯學院創立二十周年來，第三年舉辦的「世界西班牙語日」。尤薩夫婦休閒穿著，從塞萬提斯學院大樓一路走過來，先跟小朋友玩桌上足球遊戲，再主持開幕典禮，看學生敲鑼打鼓，武術表演；已經是祖父、祖母輩的尤薩夫婦，看到這群小朋友，顯然心情更為放鬆，也拿起照相機捕捉精采畫面。許多不遠千里，從新疆、哈爾濱等地前來的年輕學子，抱著一堆中譯本，夾雜在密集的活動和人潮中。西語母語的讀者以外，龐大的中文讀者群展現的熱情，可能也是尤薩此次亞洲行的發現與收穫。

回到台北當夜，看到西班牙的朋友寄來西班牙國家電視台轉播的畫面，除了座談會的提問，還有台灣在北京的出版社與讀者拿著正體版的《城市與狗》、《天堂在另一個街角》（編按，兩書均由聯經出版）的書影對著鏡頭，向西班牙觀眾問好。顯然，此次尤薩訪問亞洲城市，上海、北京、東京，在每個角落散播讀者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