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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德克‧巴萊與大江大海
 
【聯合報╱彭蕙仙】 2011.10.01
 
導演魏德聖拍《賽德克‧巴萊》談的是一場從一開始就知道會失敗的革命，這讓我想起作家龍應台說，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為了向失敗者致敬」。失敗者沒有被掃進歷史的角落裡，沒有被創作者遺忘，是因為這兩部作品表面看到的是「失敗」，核心裡的議題其實是「共生」。

《賽德克‧巴萊》是求死，《大江大海》是餘生。兩者都是人類面對命運時的一種「極限運動」，活著的人與死去的人共同為人類丈量出了生命的尺度，也就是「尊嚴」與「屈辱」互為表裡的矛盾定義，以及「分化」與「包容」彼此成就的複雜過程。為了尊嚴而死與因為沒死而拾回尊嚴的故事，《賽德克‧巴萊》與《大江大海》裡，比比皆是，然而，哪個做法才是對的？為什麼有人的「留得青山在」是忍辱負重，有人卻是苟且偷生；為什麼有人的負隅頑抗是勇敢，有人卻是困獸之鬥的悲哀。情境倫理真是言人人殊；你的英雄可能是他的屠夫，你的勝利其實正是他的失敗。

作家李敖對《大江大海》十分不滿，他認為蔣介石集團是敗逃台灣，哪來的什麼大江大海？不過是殘山剩水，建國百年是個笑話。然而，在這所謂的殘山剩水式笑話裡，豈不的確有「日久他鄉是故鄉」、好好過日子的真心？有人對莫那‧魯道不以為然，甚至感到憤怒。如果日本人野蠻，婦孺皆砍的莫那‧魯道何獨不然？然而，或許正因為莫那‧魯道的轉變，我們才的確感受到了殖民與掠奪的強烈不仁。歷史到底教會了我們什麼呢？

霧社事件八十年了，這是《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必須在此時此刻被完成、被觀看的重要理由之一吧。或許卻有人可以說：幾百顆人頭落地、千條人命消失，兩百多個遺族的困苦流離，到底改變了什麼呢？歷史會繼續告訴我們後來的故事：八年後，泰雅少女莎韻‧哈勇被當成是高砂族的愛國（日本國，當然）樣板，〈莎韻之鐘〉當年用來號召台灣人效忠皇軍；當戰火漸漸遠離，它會愈來愈流行，成為思慕情人的〈月光小夜曲〉。你我的青春歲月裡，都有過這首歌。

因為歷史的行進有時是這麼的曲折，我們不能不保持一顆謙卑與寬容的心，試著可以一起在尚未終結的歷史裡聲息相通，以至於埋鍋造飯，讓歷史繼續書寫下去。

所以，就承認了吧，如果我們無法回到歷史的當下與瞬間，就不要用二十一世紀的腦袋去揣測那每一顆被出草的腦袋，到底是否甘心情願？就承認了吧，如果《大江大海》裡有邪惡愚昧，我們只能在彼此的眼淚裡溫柔地互相卸下這份不幸的遺傳；就承認了吧，不論「賽德克‧巴萊」算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彩虹橋與太陽旗終究會在同樣的一片天空裡相遇，而這天空向來是不偏待人的。

但也同時就承認了吧，比起莫那‧魯道、比起鐵木‧瓦力斯，比起小島源治、比起鎌田彌彥……如今的我們對這些不見得明白得更多。

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換取的孩子》這本小說裡寫著：「在國外機場看到貼有fragile（易碎）的行李時，就想把那標籤貼到自己的背上。」啊，這是多麼痛的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