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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的危機
2011-10-06 中國時報 【皺巴巴出版社（The Crumpled Press） ?金振玄／譯】
    　一七三一年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出版《為印刷商辯護》，目的在保護他的行業，以免印刷商要為每個印在紙上敗壞風俗的文字負責。富蘭克林認為這注定徒勞無功，「世界上的芸芸眾生，每個人的想法各不相同，」他觀察說：「假如所有抱不同意見的人……決定用印書的價碼付錢教我不印他們不喜歡的東西，我應該會活得十分舒服；如果各地印刷商都享受同樣待遇，大概只有很少文字印得出來。」富蘭克林保衛印刷這個媒體、反抗檢查制度及它對思想自由流通的威脅。

    　時代不同，需要的辯護也不一樣；今天我們保衛的，是滿足人美感與知性的實體書，對抗的檢查制度是科技創新。自從亞馬遜（Amazons）點燃包圍我們圖書館的火種（Kindling，譯註，指Kindle電子閱讀器點燃的火），職業評論家靠預言印刷品的終結賺錢（當然，刊載文章的是印刷品），印刷再度面臨危機。我們每天都聽說印刷業的生命，已跟不上時代，已經超過其有效期限。這些預言，並沒你們手中拿著的書代表另一種視野：在電子時代下持續生存的印刷媒體，甚至充滿生氣。我們在二○○五年創立「皺巴巴出版社」（The Crumpled Press）時，我們期待做為表達思想中介角色的小冊子，能起而復生；但很快就發現，部落格已經佔領這塊生態區。我們開始嚴肅的思考印刷界的特殊性與持久力：我們學習紙張、字體與裝訂的語言。這並不代表我們拒絕新科技；相反地，沒有個人電腦、網路或雷射印表機，我們不可能做任何工作。

    　但正如攝影機迫使畫家重新構思他們的藝術，網路也逼我們檢討印刷的可能性。網路非常熱門；例如讓你在網頁間穿梭的連結，或你還沒看過就被點擊超過一百萬次的影片。哈佛大學荀拉史丹中心（Shorenstein Center）最近的報告指出，雖然我們通常不把紙張當科技發明的產物看待，紙其實是科技的產物──而且是人類史歷史最悠久、最成功的發明之一。網路可以同時使用多個程式，導致注意力缺陷症般的焦躁，相對之下，不連結的書是種祝福。看似印刷品的弱點，反而是強處：書的安寧與冥思，正是我們世界最缺乏的品德，如果印刷是冷的，有紙張的溫暖加以平衡。不像使人眼花的電子書與Vista螢光，書的每頁都會輕柔地折射所吸收的光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通常會列印幾分鐘之內讀不完的文章。我們翻書頁，感受紙的重量，在空白的地方寫筆記。紙本身也表達訊息：毛邊暗示一定的文雅，手指能觸摸厚度與質地，翻頁帶給文本自己的動能。

    　在網上寫作可以無止境的出版下去。但書頁空間的限制、線裝的必要，甚至紙張的價格，都迫使作者與編輯做取捨；去糟粕而取精華。出版書籍需要時間與資源；只要按鍵盤就可「貼上」或「傳送」的網路永遠無法取代出書必經的深思熟慮。印刷書籍，精煉並讚頌傑出的作品。

    　二○○七年秋季，我們第一次接觸安東尼.葛睿夫頓（Anthony Grafton）教授，他當時正在為《紐約客》（New Yorker）寫關於數位化和圖書館危機的文章。他告訴我們他還有更多事可談：廣義的討論數位對印刷媒體的衝擊，以及其對讀者、作家和出版商衍生更廣泛的問題。最後雜誌精密計算的頁數，《紐約客》未能刊載全部的內容，也因此為「皺巴巴出版社」創造了機會。如同我們出版的其他著作，我們相信《書本的危機》（Codex in Crisis）是本不尋常的書，如果我們不出版，就會掉入學術與大眾、個人與專業著作之間的裂縫，不見天日。

    　請翻閱這本書。請在書上寫筆記，折起你最喜歡的那幾頁，讓這本書屬於你。或轉送給別人，思考、討論本書的內容。這些都是印刷書舊有的喜悅，在數位時代仍然充滿生氣、繼續演化。

    　（本文摘刊自允晨文化新書「書本的危機」前言，該書作者為Anthony Grafton）
書 評－當所有資訊一蹴可幾
2011-10-08 中國時報 【朱福銘（博客來數位公司專案經理）】

　當所有資訊一蹴可幾（美聯社資料照片）
 
    　2002 年某日，Google創辦人佩吉（Larry Page）裝了一台書籍掃描器在自己辦公室。佩吉對所有同事、來訪者說明：「我們要把世界上所有的書都掃描一遍。你不覺得能夠知道世界上所有事物，並把這些資訊提供給使用者，是很Google的事嗎？」另一創辦人布林（Sergey Brin）在旁補充說：「已經沒有人買書了，書籍都應該（免費）放在網路上。」之後幾年，世上有了Google Books和Google Library。129,864,880本書（2010/8止），涵蓋全世界最頂尖大學的藏書，人類夢想的普世圖書館，讓古世界最偉大的亞歷山卓圖書館也相形失色。

    　英國科學作家史諾（C.P. Snow）上世紀的大作《兩種文化》，提到自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因對各自專業背景不理解而有所隔閡。今天，我們有了新的「兩種文化」，而且更具破壞力：科技工作者與內容工作者息息相關卻也隔閡更深。工程師與新科技不斷重新定義了內容世界（文化、學術、媒體）的遊戲規則。每次驚喜Google找到我們要的答案，每次訝異Amazon對我們閱讀品味的瞭若指掌。這些極度「人性」的日常體驗中，背後是：工程師對演算法最佳化的執著，無關也無興趣於內容如何產出。正如Amazon技術長回答「資料採礦」的見解：「對於圖書的分類和品味我們有太多的專家，事實上沒有任何專家可以精通所有領域。我們需要的只是好的資料庫結構與演算法程序。」

    　美國歷史協會主席葛睿夫頓在《書本的危機》中，細筆書籍數位化浪潮對學術研究帶來衝擊的觀察：我們的閱讀習慣，少了紙張會有什麼不同？書本形體蒸發了，圖書館還有存在的必要嗎？500年來古騰堡星雲帶來的閱讀時代會結束嗎？葛睿夫頓的學術專長為文藝復興之人文主義思想、科學及工藝，也擔任過大型數位化計畫的顧問。他看人與書的關係，兼具文化省思與科技趨勢，是類似議題書少有的。

    　比如，當所有文本都可以用超連結與搜尋引擎應對後，我們可以想像馬克思和孫逸仙都不用至大英圖書館進行他們的研究，不需瀏覽圖書館的書架、使用參考書目，更別談搜尋書堆裡的著作。只要在Google裡輸入一、二個關鍵字後，就可以功德圓滿。難道細嚼文本將知識化為骨隨的，只是舊時代做學問的功夫嗎？

    　我們不妨參考一下古希臘哲學專家強納森.巴恩斯（Jonathon Barnes）的經驗談。提到可搜尋全文的古希臘文本資料庫對其領域所造成衝擊，他說：

    　只要把它下載到筆記型電腦，你就可以立刻掌握全希臘文學。你可用剪貼功能，撿拾聽都沒聽過的作者的牙慧。你可以正確斷定柏拉圖用的某字在希臘文學別處出現43次，旁徵博引……但這資料庫就像蕩婦的舌頭「年輕人，你的知識真大；要不要讓我幫你成為真正的學者？」年輕人就坐在糞堆上學烏鴉聒聒怪叫；他可以無所不引，卻什麼論點都寫不出來。

    　無疑地，書要深讀精讀，未必是書籍數位化浪潮的原罪。只是當我們已習慣一切資訊都一蹴可幾，那麼記憶的意義是什麼？一些複雜到我們都無法清楚描述定義的問題，我們卻可能搜尋出答案，教育的意義又是什麼？如果有個電子僕人比我們懂得更多，那思考的意義又是什麼？

    　「書本的危機」只有20%是科技問題，更重要的80%來自我們對知性生活的智慧。快速表淺的當代社會，此品質鳳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