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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寂寞與期望
 
【聯合報╱彭歌】 2011.11.19
一個人到了晚年，心情難免寂寞。英國小說家普瑞契特（V. S. Pritchett）曾說：「老人翻開了通訊簿，就好像在墓園裡徘徊。」普氏曾任國際筆會會長，對於我們極為友好，就是他提名林語堂先生為終身職的副會長。當年聽他講那話時，只覺譬喻得好，直到自己老來才真正體會到那一份寂寞。前輩師表都已作古，同輩朋友也泰半凋零，怎能不令人興起「蒼茫人獨立」的寂寥感。

1960年我去美國讀書，注意到出版情況，當時全世界每年出版的新書約四十多萬種，這是相當粗略的數字。出書最多的是號稱超強的美國、蘇聯，各有四、五萬種，以次是英、法、德、日等。從那些數字看，一國出版物之多寡，與其國勢之強弱恰成正比。記得當年台灣的新書，每年不到兩千種。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台灣出版圖書每年也達到四萬種，可見出版業之興旺蓬勃。但這只能說是表面上的繁華。因為文學類相形之下，反而成了弱勢族群，這與早些年的情況大大不同。

大江健三郎

一年前偶爾逛一家很大的書店，想到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將來台訪問，《聯合副刊》剛剛連載了彭小妍教授長文專訪。走到櫃台去問：「可有大江的書？」

「誰？」

於是我替大江報了一番履歷，包括他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等等。那位看來很聰明的小姐大概覺得眼前這個小老頭兒未免太囉嗦。她說：「請等一下，」馬上在電腦上忙碌一番，然後對我倩然一笑，說是：「對不起，我們目前沒有這個人的書。」看得出她對大江沒有什麼印象。

其實我對大江也沒有什麼特別好感，我不太喜歡一個作家常常走上街頭，不管是為了什麼理由。日本作家之中，我欣賞的是芥川龍之介、夏目漱石和川端康成。記得川端1970年來台北，參加由我們筆會主辦的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人還沒有到，重慶南路沿街書店裡，幾乎每一家都有專櫃賣他的書。有相熟的店員問我，「你覺得川端跟咱們林語堂比起來，有什麼不同？」

以今視昔，今天台北的書店規模大得多，夠得上「現代化企業」的規格，設備和內容都遠非三、四十年前的書店可比，但似乎少了一些親切感和書卷氣。為此遂令我這比較囉嗦的讀書人，有一份難以明言的失落感。

書架上的書極多，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真如珍饈滿席，不知何從下箸。結果我每次逛書店，買的幾乎全是以前讀過的好書。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卻只有下集。小姐也是在電腦上努力了一陣，要我留下電話，她會從書庫中去「調」。如是過了好幾個月，她真的打電話來，可是我說我已在誠品敦南店買到了。

有老友抱怨，他出版過不少作品，市面上目前一本也買不到。我安慰他說：「想開一點兒，連托爾斯泰老先生的書，也不容易找到。」

書架上五花八門，政治、經濟、歷史、哲學之外，更多的是電腦、投資、風水、旅遊、戀愛祕訣、致富指南等等。從出版物可以看出來，這一代人真是遊蹤遍天下，光是到柬埔寨旅遊的書就有好幾種。

相形之下，文學類書籍就顯得這樣的「天寒翠袖薄」，冷落不堪。早年讀朱光潛《談文學》，曾留下深刻印象。他說：「文學作品好比是花架，故事、人物、結構，都是架子，要緊的是架上要有花。」他所謂的花，是指文學的詩意和情境。

朱先生是克勞齊派的美學家。他對「文學」的界定十分嚴格。曾明確指出，像偵探小說、武俠小說、色情小說、內幕小說等，都不在真正文學的範疇之內。我認為他的看法很有道理。但若依這般嚴格的尺度，我們文壇就更一片荒蕪了。

韓、蘇兩大賢

讓我感到「寂寞」的另一個原因，起於有些人過分強調地方性和本土化，似乎唯此才是「政治正確」。政治上的是非紛擾，姑且不論；如果文學上也要畫地自限，強分畛域，我覺得很難心服。

今年夏間，黃春明南下演講，曾發生一位教授鬧場事件。那位教授指責黃春明沒有使用某種特定的文字寫作，實在「無恥」云云。當時曾引起一場小小風波。在報上讀到這則報導，我的感覺是可笑、可嘆、可悲。

在我心目中，黃春明是當代台灣文壇上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如果連他也竟被辱罵為無恥的「台奸」，在「打倒」之列，我不知道還有幾個人能算是「台灣作家」？陳芳明說，如果照那位教授的標準，台灣文學史寫不滿四頁。

我是河北人。「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也出過不少文豪，像唐代的韓文公韓愈、昌黎先生即是河北鄉賢，他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但在世時屢經坎坷，兩度貶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晚年被貶到「去京師萬里」的廣東潮州，在那兒寫下〈祭鱷魚文〉。那篇很有趣的文章，他要為民除害，警告鱷魚，「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現代人看來，未免荒誕，但潮州老百姓當年對他關切民瘼的苦心十分感激。韓愈在潮州治績良好，深得民心。由於他的文名，身後有很多地方都建祠紀念他，據說潮州的韓文公廟是規模最大的。

又如八大家之中的三蘇父子，是四川人，可是他們最好的作品都不以四川為限。蘇東坡寫西湖、寫赤壁，以至於海南的蠻荒，都是千古絕唱，與他的鄉土並無多少關聯。

千百年前的唐宋時代，交通險阻、通訊不便，可是，傑出的作品和偉大的作家都能突破時空的限制而名滿天下，流傳千古。為什麼到了我們這一代，眼光變得這樣短淺，胸襟變得這樣狹隘？某些人不僅在操作「族群對立」的話題，近年更喊出以濁水溪為界的「南北分裂」口號，難道台灣還不夠小、還不夠亂嗎？

岳南《南渡、北歸》

最近讀了大陸作家岳南寫的《南渡、北歸》三卷頭的大著，講的是中國當代一、二十位學術菁英的悲劇遭際。作者花了七、八年時間，蒐集許多難得的資料，對於當今的知識分子，具有深刻的啟發性。

書中寫到的人物，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李濟、錢穆、董作賓、毛子水等，渡海南來，傳承了學術薪火。同時也寫到陳寅恪、葉企孫、饒毓泰、曾昭掄、吳宓等大師級人物，留在大陸，無法適應「革命洪流」黯然以歿。

岳南1962年出生，現年不過五十歲，他雖是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作品卻毫無八股氣息，承老友劉昌平兄寄贈，讀後深感受益匪淺。我也請大家不要放過，值得細心一讀。

譬如有一段寫到曾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長的李濟，是世界級的考古人類學者。他有關安陽殷墟出土陶器、青銅器的研究，受到舉世考古界的重視。來台之後，在台灣大學創立了考古人類學系，造就了多位繼起的人才。

李濟在1960年代，曾在一篇論文的後記中寫道：

治中國古代史的學者，同研究中國現代政治的學者一樣，大概都已感覺到，中國人應該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結果是現在的災難。忽略了歷史的北方，我們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沒在「漆黑一團」的混沌境界。兩千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這是一件大大的錯誤，我們應該覺悟了！我們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國本土以外，並在滿州、內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一帶，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棲息坐臥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築長城，才把這些地方永遠斷送給「異族」了。因此，現在人讀到「相士烈烈，海外有截」一類的古史，反覺得新鮮，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了。

我們展開地圖看看，長城以北那是多麼遼闊的空間，李濟不是政治家、軍事家，也不是文學家，他展望北方，並不是要去開疆拓土，征服異族，而是要「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裡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李濟是卓越的學人，他所培植的好幾位弟子都有傑出成就，其一是曾任哈佛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主任，台灣籍的張光直。張光直稱讚老師的大氣魄，「除了個人的胸襟，更代表了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我們沒有研究上古史，但我們的目光也無妨瞭望到長城以北，「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何等遼闊的景象，何等深沉的情意，又是何等宏闊的胸襟。

今天的我們，難道就只能想到濁水溪的南岸或北岸？

我們難道就只能「在島嶼寫作」？

我覺得，不僅是我們這一代，也包括未來許許多多世代，在台灣出生、成長、老邁的寫作者們，都要有這樣的雄心：「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不要忘記李濟的叮嚀，在心頭，在筆下，不要忘了長城以北，我們列祖列宗棲息坐臥，開啟山林的地方。

台灣誠然很小，但在文化傳承上，我們實在是站在「繼往開來」的關鍵位置上，不應該「妄自菲薄」，所以我為此特別地「不甘寂寞」。 （上）
且說《世說新語》

最近重談的一部書，是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論者認為它是「我國古代小說的雛形」，同時具有筆記、小品的特色，錢穆則認為應歸於史類，不盡然是小說。

《世說》的風格簡鍊，文采翩然。傳世的三卷三十六篇，一千多則，每則不過一、二百言。主要記載東漢末年到東晉二百年間，約六百五十位名流才士的言行軼事，並從而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種種特色。

後世對《世說》的評價相當高，敘次簡當，有如《左傳》。肖物班形，彷彿司馬遷。「采眾美以成芳，集群葩而成秀」，文筆簡潔而生動，所謂「以少許勝多許」，有很多實例，可以看作小說技巧的竅門。

可是，《世說》反映的那個時代，特別是上層社會與知識分子的身心狀態，令人難以苟同。所謂魏晉風流，玄談、任誕、重門第、好奢華，演變成為頹廢萎靡的病象。

我之所以要談這本書，因為我越讀就越感覺到今天的台灣與《世說》中的情況，有不少暗相吻合之處。魏晉風流以「求逸樂、反傳統、排聖哲、非理法」為共同的思想基礎。我們今天的社會，在追求自由、擴張自我的要求下，是否也多多少少存有這種心態？

當下的台灣，如果還有人再強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大概會被人視為迂闊落伍，不識時務。若仍有太多的「感時憂國」，也難免受到有意無意的菲薄。

所謂魏晉風流的時尚，使得偏安江左的東晉，勉強維持了動盪的一百二十年。接下去便是南北朝、五胡十六國，大分裂、大混亂前後三百多年。在那個黑暗時代，一般人民生活流離顛沛，苦不堪言。而一般知識分子的命運，也往往陷於自己無從掌握的慘境，名士才人，在各種政治鬥爭中遇害犧牲者，屢見不鮮。

文風影響士風，士風影響政風，乃至於整個社會的共同命運。自由而不講責任，享樂而不計後果，魏晉風流後遺的災難，有令人不忍言者。

我的寂寞感，也來自眼前的「輕薄短小」之中。

「誠」是一字訣

說了這麼多寂寞，並不表示我很悲觀。我認為一個有筆在手中、有信念在心裡的人，都不會悲觀。

所以，我對台灣的文學仍抱著熱切的期盼。

期盼什麼？

第一、對於台灣的、海外的，乃至於大陸上愛好寫作的朋友們，無論你寫的是什麼，一字訣就是「誠」，意誠則辭修。

我們看到當前社會上的百般病態，說來說去，病根都在於不誠實，從社會新聞和「道歉廣告」裡看得出來虛偽、險詐、欺騙，已成了時尚流行，上自總統用麻布包收賄賂，下至女賭徒為詐領保險，而害死丈夫、婆母，乃至於她自己的親生母親。這些壞人惡事，似乎人們都司空見慣，習以為常。

如何「祛偽存誠」，使人心能有所澄濾，使風氣能漸有轉移，作家們能不能發揮一些作用？退一步說，作家即使並非救世主，能不能作推波助瀾的幫閒客？

記得民國25年初秋，我十一歲，在北平藝文小學讀五年級。有天早晨，老師忽然說要在後院集合，校長要對學生講話。

後院即「仁山圖書館」前的廣場，可以站三、四百人。學生們列隊集合，老師們都站在周邊的走廊上。

校長穿著藍色長袍，黑馬褂，這是他每逢「大典」時的禮服。他站在講壇上，只說了一句，「今天是九一八」，就哽咽難言，涕泣無聲。在那一片沉寂中，走廊上站著的女老師們一個個掩面痛哭，我們這些孩子們也就不知不覺地流下熱淚來。就這樣師生痛哭流涕了一個小時，鐘聲響起，該上課了，大家便默默離開。我們就這樣紀念了日本侵奪我東北的「九一八國難」。那一堂無言之教，種下了我此生「感時憂國」的根苗。

查良釗校長，字勉仲，浙江人，清華畢業後留美，在哥倫比亞大學學教育，藝文學校創辦人高仁山是他的同學好友。在軍閥混戰，「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年代，奉軍老頭目張作霖在北京大捕「亂黨」，國民黨員高仁山被捕遇害。當時查先生是國立河南大學校長，為了朋友道義，也為了教育事業的神聖使命，他趕到北平接辦搖搖欲墜、無人接手的藝文。當了大學校長又回頭來辦小學，查先生可能是全國第一人。

查先生抗戰時曾任西南聯大訓導長，來台後，梅貽琦任教育部長時，曾挽請查先生擔任台灣大學訓導長。查先生辦教育，憑的是一個誠字，被學生們稱為「查菩薩」、「查婆婆」。我永遠記得他在九一八那天的無言之教。

其實，作人如此，作文亦然。文學創作追求至真至美之境，需要專摯的悟性與高度的技巧，更基本的可能是在「止於至善」的要求。而善的追求主要是出於誠心。最好的作品，應該說就是最誠實的作品，「意誠則辭修」，誠是一字訣，是文學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