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難得有機會與同事見到面,也沒有人去注意她的來去,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驚鴻地瞥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
張愛玲四十年前上班的三層樓房,已經全面改裝過。 程孝民/攝影 |
接任「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愛玲曾經客居柏克萊三年,從1969年7月住到1972年秋天才離開,也算為柏克萊留下了一章美麗的詩篇。
大約在1968年前後,張愛玲結束波士頓的駐校作家一職後,想另找一份新的差事,於是請託她一向信賴的莊信正替她留意。那時任職於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的莊信正恰好預備離職,於是和夏志清商議後,兩人決定共同推薦張愛玲來接任研究中心的空缺。1969年,莊信正原來的老闆,即當時任教於柏克萊加大東方語文學系的陳世驤,便以計畫主持人的身分,延聘張愛玲到柏克萊擔任研究員。
張愛玲平日上班的地方,是位在校園外小城市中心區緊鄰BART(灣區捷運)站,一棟三層紅磚房的頂樓。「中國研究中心」雖然隸屬於加大,但校園空間不敷使用,只好先在校外租用空間,這也是柏大創校以來的慣例。占用了兩個樓層的「中國研究中心」,從創設起便佇立於夏塔克街(Shattuck Ave.)上,一直到1972年,才搬遷到校內。
張愛玲每天走路上班,據她的同事描述,她「總是過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還留在辦公室。平日難得有機會與同事見到面,也沒有人去注意她的來去,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驚鴻地瞥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
張愛玲為了替自己多保留一些寫作的時間,當初接受的是一份part-time job,因此過了中午才上班,也屬正常。既然張愛玲並不是全職人員,也不必一年內交出論文。不過陳世驤還是期望她能和之前的莊信正一樣,交出漂亮的「專業論文」。只是「術業有專攻」,對於專業論文的形式,張愛玲和陳世驤之間顯然產生了歧見。
其實第一年起,「上層」對張愛玲已有微詞,張愛玲在信上告訴莊信正說:「去年是Johnson大概因為聽見我說過幾句關於中共的話,自動跟陳先生說留下我,陳先生告訴我。但是我看他們這些專家是不跟人談這些的,要你自己寫的東西被接受。反正我都是為自己與自己的興趣,盡到力就是了。」
張愛玲最頂頭的上司Chalmers Johnson,比張愛玲年輕十一歲,是柏克萊加大畢業的政治學博士。他當時除了身兼「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外,也擔任政治系教授,同時還是美國中情局CIA的顧問,年輕時參加過韓戰。張愛玲「從Johnson的作品上,認為他是美國這些中共問題專家裡較踏實的一個」。
張愛玲那時就已醒悟到,柏克萊這群「專家」只看結果,論文是否被接受,是能否續任的關鍵,至於她「文壇巨星」的光環,在這裡並不管用。尤其她平日鮮少與人打交道,人際關係薄弱,當真遇上什麼難題,連個幫她說話的人都沒有。
沉醉在《紅樓》世界的美好時光
大約在1971年2月,她先提交了一份初稿。只是閱稿的人多說「看不懂」,張愛玲也曾試著根據別人給的意見修訂內容,「並沒有一味固執或是怠工」。說來說去,還是論文形式認知上的差異。張愛玲說過自己「沒寫過理論文字」,結果這回踢到了鐵板。四月分,陳世驤來信通知她「六月底結束這裡的工作」。
張愛玲離開研究中心的職位後,又在柏克萊住了一年。對於自己的論文的遭遇,她顯然也頗不是滋味。她說,「我在ctr.(中國研究中心)寫的文章,去職後當然沒有再給他們的義務。但是是我喜歡的東西,既然有現成的材料在這裡,自然要寫完它。以前我說一直對這材料有興趣,並不是因為想做這事,才那麼說。」在柏克萊的最後一年,她又花了不少時間弄那些材料,結果寫成了一百多頁的論文,後來還「找Johnson看那兩篇東西」,Johnson答應替她用心看。張愛玲也很清楚,「這一類的論文的出路也少」。結果這一百多頁的論文,後來便不了了之。
原本就打算為自己多保留一點時間的張愛玲,在柏克萊期間的寫作重心,有一部分是放在《紅樓夢》的考證上。那段期間,也是她沉醉在《紅樓》世界的美好時光。因為她正好有機會在「柏克萊的加大圖書館借書,看到脂本《紅樓夢》。近人的考據都是站著看──來不及坐下。」
張愛玲站著看《紅樓》考據的地方,就在校園核心建築杜蘭館(Durant Hall)早年的東亞圖書館。由於圖書館空間不大,而又書籍眾多,於是藏書室便以壓縮樓層,層層纍疊、盤桓的書架,以爭取最大的貯藏空間。由外觀之,宛若「藏書閣」一般。
要進「藏書閣」之前,得先過一道鐵鎖門。上下樓層間,則以幾乎只容單人出入的樓梯,折返行進。至於「藏書閣」中,只有找書的立足之地,連多擺一張閱讀桌椅的空間也無。對於求知若渴的人來說,找到心儀的藏書,必想即刻一睹為快,誰還肯繞過「藏書閣」的迢迢小徑,將書搬到鐵鎖門外的閱覽室,再慢慢坐下來看。「紅迷」張愛玲也來不及坐下,便猛看起紅樓考證新發現。
與台北來的作家長談七小時
張愛玲上班的樓房,緊鄰downtown僅有的兩棟十層以上的大樓。由於嚴格的都市發展管制,幾十年來,柏克萊的小城面貌,其實變化不大。張愛玲在1969年開始進出柏克萊的「中國研究中心」之際,她辦公室門前的BART站,才剛修建好兩年。她賃居的住處,也是才剛落成三年的大型公寓,樓高四、五層,總共105個單位,就位在杜蘭街(Durant Ave.)上。從住家走到辦公室,只要出門左拐,再過三個街口就到了。尤其BART站附近,公車站牌林立,路線四面通達,對於不開車的張愛玲來說,極為方便。
張愛玲住在公寓住家的三樓(底樓為停車間),是一房一廳的格局。開門進去,一排落地玻璃長窗正對著杜蘭街,室內光線明亮。只是進門處兩邊房間夾道,幽暗的長廊裡總是點著燈。不過走出房門,迎面就是透光的天井,庭園裡還有一潭水藍的泳池。比較起來,張愛玲當年客居之處,算是柏克萊一帶條件不錯的公寓。
張愛玲雖然喜歡獨處,但偶爾也對外「開放門戶」。她曾經提過,「有一次有個漂亮的教授太太來找我,是美國人讀中國史,說她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人的俠女崇拜……」,這話題顯然勾起了「紅迷」張愛玲的興趣,因為在她看來,《紅樓夢》裡「湘雲是最接近俠女的典型」。結果張愛玲和這位教授太太,就「在那間狹小的辦公室裡單獨談了三刻鐘模樣」。
還有一位台北來的作家,趁著人在柏克萊研究之便,也試圖想要訪問自己心儀已久的張愛玲。雖然求見被拒長達九個多月之久,但張愛玲為他開啟大門的那一夜,卻是從晚間七點半談到次日凌晨兩點半,整整七個鐘頭的長談,也算打破了她在柏克萊與人交遊的紀錄。
為看登陸月球轉播,特地去買電視機
不熱中與人交遊的張愛玲,那時究竟是什麼模樣呢?剛來的時候,她年約49歲,身材頎長,但有點太過削瘦。偶爾有人看見她走過大街的身影,總是穿著高領的素色旗袍,一頭中長短的捲髮,走過店鋪時,有時也對著櫥窗玻璃捋一捋頭髮。在那個正鬧著嬉皮和遊民的小城裡,這位身穿旗袍、獨來獨往的東方女性,可能不算特別醒目,但也稱得上獨特。
張愛玲在柏克萊的這段期間,正值加州大學學潮鬧得最凶的時候。學生發起的言論自由運動如火如荼的蔓燒著,反越戰的聲浪也叫得震天價響。史報館(Sproul Hall)行政大樓前那樣鬧哄哄的示威抗議,一波波的校園衝突,距離張愛玲喜歡去看書、借書的杜蘭館東亞圖書館,幾乎近在咫尺。讓人形容成「活在自己世界裡」的張愛玲,可曾感受到精神震盪?又或者她關心過周遭的動亂變局嗎?
其實,張愛玲剛到柏克萊的第一個月,為了觀看人類登陸月球的壯舉,在電視轉播當天,還特地搭了公車到城西的聖帕羅街(San Pablo Ave.)去買電視機。這條聖帕羅街是柏克萊小城的第一條南北大街,街上各式商店羅布,距離張愛玲的住處大約有十個街廓之遙。買好電視機,她手裡抱了一個大紙盒,忙著找車搭。由於近視得厲害,張愛玲還一度將電線桿當成是公車站牌,瞇著眼張看了半天。恰好讓開車路過的陳世驤夫婦看見,於是送了她一程。張愛玲也關心時事,並非全然不食人間煙火的傳聞,也在華人圈裡散布了開來。
張愛玲並非全然冷漠的人,熟識她的莊信正就說她「其實極富人情味」。曾經為了感謝女助理為她「病中送藥」的美意,張愛玲送了她一小瓶「香奈爾五號」香水。台北來的作家登門夜訪,張愛玲也貼心的送上一瓶八盎司的「香奈爾五號」香水給他的未婚妻。當年既無宅配,也無網購,看來柏克萊有一處專賣「香奈爾五號」香水的店,是當年張愛玲喜歡去遊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