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難得有機會與同事見到面，也沒有人去注意她的來去，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驚鴻地瞥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

張愛玲四十年前上班的三層樓房，已經全面改裝過。 程孝民／攝影

接任「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愛玲曾經客居柏克萊三年，從1969年7月住到1972年秋天才離開，也算為柏克萊留下了一章美麗的詩篇。

大約在1968年前後，張愛玲結束波士頓的駐校作家一職後，想另找一份新的差事，於是請託她一向信賴的莊信正替她留意。那時任職於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的莊信正恰好預備離職，於是和夏志清商議後，兩人決定共同推薦張愛玲來接任研究中心的空缺。1969年，莊信正原來的老闆，即當時任教於柏克萊加大東方語文學系的陳世驤，便以計畫主持人的身分，延聘張愛玲到柏克萊擔任研究員。

張愛玲平日上班的地方，是位在校園外小城市中心區緊鄰BART（灣區捷運）站，一棟三層紅磚房的頂樓。「中國研究中心」雖然隸屬於加大，但校園空間不敷使用，只好先在校外租用空間，這也是柏大創校以來的慣例。占用了兩個樓層的「中國研究中心」，從創設起便佇立於夏塔克街（Shattuck Ave.）上，一直到1972年，才搬遷到校內。

張愛玲每天走路上班，據她的同事描述，她「總是過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還留在辦公室。平日難得有機會與同事見到面，也沒有人去注意她的來去，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驚鴻地瞥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

張愛玲為了替自己多保留一些寫作的時間，當初接受的是一份part-time job，因此過了中午才上班，也屬正常。既然張愛玲並不是全職人員，也不必一年內交出論文。不過陳世驤還是期望她能和之前的莊信正一樣，交出漂亮的「專業論文」。只是「術業有專攻」，對於專業論文的形式，張愛玲和陳世驤之間顯然產生了歧見。

其實第一年起，「上層」對張愛玲已有微詞，張愛玲在信上告訴莊信正說：「去年是Johnson大概因為聽見我說過幾句關於中共的話，自動跟陳先生說留下我，陳先生告訴我。但是我看他們這些專家是不跟人談這些的，要你自己寫的東西被接受。反正我都是為自己與自己的興趣，盡到力就是了。」

張愛玲最頂頭的上司Chalmers Johnson，比張愛玲年輕十一歲，是柏克萊加大畢業的政治學博士。他當時除了身兼「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外，也擔任政治系教授，同時還是美國中情局CIA的顧問，年輕時參加過韓戰。張愛玲「從Johnson的作品上，認為他是美國這些中共問題專家裡較踏實的一個」。

張愛玲那時就已醒悟到，柏克萊這群「專家」只看結果，論文是否被接受，是能否續任的關鍵，至於她「文壇巨星」的光環，在這裡並不管用。尤其她平日鮮少與人打交道，人際關係薄弱，當真遇上什麼難題，連個幫她說話的人都沒有。

沉醉在《紅樓》世界的美好時光

大約在1971年2月，她先提交了一份初稿。只是閱稿的人多說「看不懂」，張愛玲也曾試著根據別人給的意見修訂內容，「並沒有一味固執或是怠工」。說來說去，還是論文形式認知上的差異。張愛玲說過自己「沒寫過理論文字」，結果這回踢到了鐵板。四月分，陳世驤來信通知她「六月底結束這裡的工作」。

張愛玲離開研究中心的職位後，又在柏克萊住了一年。對於自己的論文的遭遇，她顯然也頗不是滋味。她說，「我在ctr.（中國研究中心）寫的文章，去職後當然沒有再給他們的義務。但是是我喜歡的東西，既然有現成的材料在這裡，自然要寫完它。以前我說一直對這材料有興趣，並不是因為想做這事，才那麼說。」在柏克萊的最後一年，她又花了不少時間弄那些材料，結果寫成了一百多頁的論文，後來還「找Johnson看那兩篇東西」，Johnson答應替她用心看。張愛玲也很清楚，「這一類的論文的出路也少」。結果這一百多頁的論文，後來便不了了之。

原本就打算為自己多保留一點時間的張愛玲，在柏克萊期間的寫作重心，有一部分是放在《紅樓夢》的考證上。那段期間，也是她沉醉在《紅樓》世界的美好時光。因為她正好有機會在「柏克萊的加大圖書館借書，看到脂本《紅樓夢》。近人的考據都是站著看──來不及坐下。」

張愛玲站著看《紅樓》考據的地方，就在校園核心建築杜蘭館（Durant Hall）早年的東亞圖書館。由於圖書館空間不大，而又書籍眾多，於是藏書室便以壓縮樓層，層層纍疊、盤桓的書架，以爭取最大的貯藏空間。由外觀之，宛若「藏書閣」一般。

要進「藏書閣」之前，得先過一道鐵鎖門。上下樓層間，則以幾乎只容單人出入的樓梯，折返行進。至於「藏書閣」中，只有找書的立足之地，連多擺一張閱讀桌椅的空間也無。對於求知若渴的人來說，找到心儀的藏書，必想即刻一睹為快，誰還肯繞過「藏書閣」的迢迢小徑，將書搬到鐵鎖門外的閱覽室，再慢慢坐下來看。「紅迷」張愛玲也來不及坐下，便猛看起紅樓考證新發現。

與台北來的作家長談七小時

張愛玲上班的樓房，緊鄰downtown僅有的兩棟十層以上的大樓。由於嚴格的都市發展管制，幾十年來，柏克萊的小城面貌，其實變化不大。張愛玲在1969年開始進出柏克萊的「中國研究中心」之際，她辦公室門前的BART站，才剛修建好兩年。她賃居的住處，也是才剛落成三年的大型公寓，樓高四、五層，總共105個單位，就位在杜蘭街（Durant Ave.）上。從住家走到辦公室，只要出門左拐，再過三個街口就到了。尤其BART站附近，公車站牌林立，路線四面通達，對於不開車的張愛玲來說，極為方便。

張愛玲住在公寓住家的三樓（底樓為停車間），是一房一廳的格局。開門進去，一排落地玻璃長窗正對著杜蘭街，室內光線明亮。只是進門處兩邊房間夾道，幽暗的長廊裡總是點著燈。不過走出房門，迎面就是透光的天井，庭園裡還有一潭水藍的泳池。比較起來，張愛玲當年客居之處，算是柏克萊一帶條件不錯的公寓。

張愛玲雖然喜歡獨處，但偶爾也對外「開放門戶」。她曾經提過，「有一次有個漂亮的教授太太來找我，是美國人讀中國史，說她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人的俠女崇拜……」，這話題顯然勾起了「紅迷」張愛玲的興趣，因為在她看來，《紅樓夢》裡「湘雲是最接近俠女的典型」。結果張愛玲和這位教授太太，就「在那間狹小的辦公室裡單獨談了三刻鐘模樣」。

還有一位台北來的作家，趁著人在柏克萊研究之便，也試圖想要訪問自己心儀已久的張愛玲。雖然求見被拒長達九個多月之久，但張愛玲為他開啟大門的那一夜，卻是從晚間七點半談到次日凌晨兩點半，整整七個鐘頭的長談，也算打破了她在柏克萊與人交遊的紀錄。

為看登陸月球轉播，特地去買電視機

不熱中與人交遊的張愛玲，那時究竟是什麼模樣呢？剛來的時候，她年約49歲，身材頎長，但有點太過削瘦。偶爾有人看見她走過大街的身影，總是穿著高領的素色旗袍，一頭中長短的捲髮，走過店鋪時，有時也對著櫥窗玻璃捋一捋頭髮。在那個正鬧著嬉皮和遊民的小城裡，這位身穿旗袍、獨來獨往的東方女性，可能不算特別醒目，但也稱得上獨特。

張愛玲在柏克萊的這段期間，正值加州大學學潮鬧得最凶的時候。學生發起的言論自由運動如火如荼的蔓燒著，反越戰的聲浪也叫得震天價響。史報館（Sproul Hall）行政大樓前那樣鬧哄哄的示威抗議，一波波的校園衝突，距離張愛玲喜歡去看書、借書的杜蘭館東亞圖書館，幾乎近在咫尺。讓人形容成「活在自己世界裡」的張愛玲，可曾感受到精神震盪？又或者她關心過周遭的動亂變局嗎？

其實，張愛玲剛到柏克萊的第一個月，為了觀看人類登陸月球的壯舉，在電視轉播當天，還特地搭了公車到城西的聖帕羅街（San Pablo Ave.）去買電視機。這條聖帕羅街是柏克萊小城的第一條南北大街，街上各式商店羅布，距離張愛玲的住處大約有十個街廓之遙。買好電視機，她手裡抱了一個大紙盒，忙著找車搭。由於近視得厲害，張愛玲還一度將電線桿當成是公車站牌，瞇著眼張看了半天。恰好讓開車路過的陳世驤夫婦看見，於是送了她一程。張愛玲也關心時事，並非全然不食人間煙火的傳聞，也在華人圈裡散布了開來。

張愛玲並非全然冷漠的人，熟識她的莊信正就說她「其實極富人情味」。曾經為了感謝女助理為她「病中送藥」的美意，張愛玲送了她一小瓶「香奈爾五號」香水。台北來的作家登門夜訪，張愛玲也貼心的送上一瓶八盎司的「香奈爾五號」香水給他的未婚妻。當年既無宅配，也無網購，看來柏克萊有一處專賣「香奈爾五號」香水的店，是當年張愛玲喜歡去遊逛的地方。